人之初，性本善。人性的初始是善良的。小孩的本性是純潔無邪，即使有簡單思維，也全是一片美麗圖景、無比快活。農民的本性也是善良的，農民生活簡單，接觸的事物簡單。每天起早摸黑，忙於農務，只求豐衣足食，與世無爭。
人的天性為何是善良？南宋文學家、哲學家、教育家、思想家朱熹在《大學章句》一文中說：「上天降生萬物，就給予仁義禮智的天性。但人各有不同的稟性，故此未必有相同的悟性，不可能人人都明此理而繼承下來。」人善良的本性是上天賜予，只是各人的理解不同，行為也就不同。朱熹的政治主張對元、明、清三代影響巨大。
人類有三大敵：天災、人禍和疾病。天災如火山、地震、海嘯等等，在人類所能控制之外；人禍如戰爭、暴政、愚昧等等，人類本可克服、避免。但人類幾千年來，大多活在逆天而為的人禍之中，原因是「野心」。有野心者，官越大，危害也越大。「野心」表現在爭霸、爭財、爭權和爭名。戰爭可造成死亡、傷病、家破人亡，離鄉別井，遺害久遠；暴政猛於虎，有野心者，以摧毀人的身心為快。把人囚於牢籠，禁於鐵幕，受盡折磨，生不如死；疾病難以避免，生老病死是自然規律，但人類若是把用在戰爭的資源用在發展醫學、保健，加上良善之心，人類可減少疾病，活得快樂、幸福和長壽。
戰爭、暴政，有叢林野獸的性質。野獸不懂天理，只知弱肉強食、佔地為王，獨霸一方，得意忘形。人，墜落為野獸，禍害極深，愚昧之至。古訓「名利身外物，功名如糞土。」形容人若一生絞盡腦汁、不吝手段去爭名、利、權、稱雄稱霸，至死方休，但到頭來，得到的竟全是糞土，名聲也成了糞土，遺臭萬年。
那麼，國家長治久安的長遠大計在哪裡？人要怎樣擺脫愚昧？
四、五千年的中華傳統文化充滿倫理道德和哲學思想、博大精深的處世智慧。中華傳統文化生生不息，代代相傳，也有世界性普遍意義，經得起歷史長河的考驗。故此，我們不妨從中華傳統文化方面尋找國家長治久安的長遠大計。
一，富民。齊國政治家、哲學家管仲說：「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予則喜，奪則怒」（輔助人民則民喜，奪取則民怒）。管仲是齊國宰相，輔助齊桓公成為各諸侯盟主。諸侯雖多，道統天下歸一。是中國古代眾多宰相的典範。
《尚書》是自上古到春秋時代，結合孔子學說，以至後代諸史官彙編、最具權威的中華文化經典。《尚書》的核心是「以民為本」、「不可與民爭利」。中國古賢再三強調藏富於民、民富國強、體恤民生、先富後教。「富民」也可使人民對當權者感恩，便於治理，否則，亂之由生。但如果國窮、缺糧，何來「富民」？
《高帝紀》一文「文帝議佐百姓詔」是漢文帝所作。漢文帝因糧食危機心掛百姓，尋求原因，先多方面自我檢討，再要求眾高官齊心協力、不可隱瞞，共同尋找解決民生艱難之道：「近幾年來糧食連續失收，加上水災、旱災、疾病之類的災害。我非常擔憂。我愚昧不明，不知道做錯了什麼事？難道是我的施政有錯、行為有失？導致天不合時、地不合利、人不和順，從而失去神靈保佑？原因何在呢？百官的俸祿浪費、無所作為吧？為何人民的食糧如此缺乏？」（下從略）
漢文帝是漢朝第五個皇帝，公元前180年上位，在位23年後逝世，享年46歲。他個性慈祥，心懷百姓。在他的治理下，政治穩定，經濟生產發展，漢朝走向繁榮昌盛。其子隨後繼位，是為漢景帝。漢景帝繼承父親意志，愛民如子，治國有方，繼續維持國家繁榮，史稱「文景之治」。
二，教育。劉向所著《說苑‧建本》一文：「勸學」，勸導世人學好文化知識。有學問者，涵養良好，道德高尚，於人於己，於社會和國家，都是寶貴資產，並為人類奠定價值準則和規範。
司馬遷《史記》一文：「酷吏列傳序」。孔子、老子和司馬遷都主張治理國家的大法是社會公德教育，人民自覺遵行。並引用史實說明嚴刑峻法只是治標，甚至適得其反。
孔子：「以法律治國民，以刑罰防犯法可有效，但人民沒有羞恥之心。如果用道德和禮義來教育、規範，那麼人民不但知廉恥，也是人間正道。」
老子：「有上德之人，其天性淳厚，不刻意標榜，才是真正有德；下德之人，因為不是出自內心，故意表露，有意做作，反而是無德。」老子也說：「法令愈嚴厲，盜賊也越多。」太史公說：「事實確是如此。」
蘇東坡散文：《李氏書房藏書記》：「珍奇寶物只供欣賞、日常器物用之有盡。只有書本的知識，對社會的發展，人性的修養和聰明才智貢獻最大，且取之不盡。
法令是治國的工具，但不能正本清源。秦朝時候，法網嚴密，然而奸詐虛偽層出不窮，上下作弊極其嚴重，致使國家衰敗。當此情況，所謂的法治如抱薪救火、揚湯止沸，此時非用酷吏嚴刑的強硬手段不可。在此種情況下來談道德，太遲了，無用了，也是失職了。所以孔子說：‘審理案件，我可比肩精明的法官，重要的是使人民不犯法，不用打官司，才是治國之本。’老子也說：‘愚不可及者，一聽到道德、正道，一定會大笑。’」
司馬光短文《諫院題名記》：進諫官履行監督皇帝、宰相和各部言行之責，事關全國全民大事，必要謹慎行事，又因無特權、無利益，值得推行。
「古時候雖無向君王進諫的職位，但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工匠、商販，都可向朝廷、君王進諫。到了漢代，才設有進諫官。」(下從略)
歐陽修在《五代史‧馮道傳》一書中說：「禮、義、廉、恥，是治理國家的四大綱紀；此四大綱紀若不彰顯，國家就會滅亡。」實在對極了！禮和義，是治國綱要，廉與恥是教育方略，為人立身之氣節。行為不廉潔，就會貪得無厭；不知羞恥者，就會為所欲為；民間有此惡行，社會就會混亂，危害極大。如果連官府也不知廉恥，貪得無厭，胡作非為，國家必將陷入動亂，災禍連連。哪有不亡之理？
《韓昌黎集》「師說」是韓愈寫給拜他為師的十七歲學生李蟠的勵志文章。韓愈讚賞李蟠認真好學，並以此文對世道漠視求學之歪風提出嚴厲批評：
「自古以來，學者必有從師。所謂師，就是傳道、教學、解疑難的人。人並非天生就懂事，誰沒有不解之事？然而不明白又不從師，怎麼會明白事理呢？先我出生的人有了學識，我拜他為師，後我出生的人，只要有學識，我也拜他為師。為我師者，不論年長年輕，也不論其身份貴賤，有學識便是老師。」(下從略)
讀書不但是學文字、文化，還有知識、本領、哲理。學習，求教，思考、實踐，眼界開闊，脫離小孩與農民的幼稚和單純，把善良升華為明智。
為官者，以身作則，行事合天理，辦事合民心，官民一心，長治久安矣。
(2026年2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