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悔：錯過拜會恩師
我出生在廣東潮安文祠區下赤水村，在潮州府城養母庇護下生活。我七歲在義安路小學上一年級。農村的孩子笨頭笨腦，我的成績很差，是個留級生，後來老師恩開一面，讓我升為「勉強升級」。二年級時，姓伍的班主任教書有方，我的成績顯著提升，每週都得到伍老師簽名頒發的進步學生畫圖獎。可惜後來伍老師被定性為「右派」，被開除了。有一天我走在路上遇到伍老師，我叫他，他低頭無聲走過，我心是很不是滋味。我上三年級的班主任是余純君老師。她一直教到我五年級。她對我很了解，知道我是華僑子弟。我要寫信給柬埔寨的父母，有些字不會寫，她很耐心指導我，還細心檢查我的信是否表達得好。我還記得其中是個「姨」字。她常到養母做家訪，告訴養母我讀書進步了。她在班裡對同學們說，我的成績在班裡「數一數二」。
我沒有再讀六年級。因為我準備出國去柬埔寨。養母很貧窮，月工資只有二十元人民幣，我輟學可讓養母省下四元。我不願意出國，因為鄉土、鄰居、同學和老師感情深厚，但身不由己。我寫了許多詩要送給余老師作為紀念，可是出行那天太倉促，沒把寫好的詩送給余老師。
我到了柬埔寨，保持和余老師聯繫。我們互相寄送照片。從中國寄信到外國的郵資很貴，余老師也是「無產階級」，但她仍然給我寫信，不斷鼓勵我，說我將來前途光明。我說我的理想是當作家，她在信中說：「很好！我相信你的理想會實現。」她這句話，我記了幾十年。
我第一次回國，是一九八七年七月。除了拜會養母，就是拜會余老師。因為經過高棉十年戰亂，紅色高棉血腥統治，死裡逃生，加上毛主席發動文革，警惕海外敵對勢力、階級敵人等原因，我和余老師近二十年沒有音訊。她的年齡估計六十歲了。久別重逢，老師一定很高興，她會因為一個數十年來對她念念不忘的萬里歸來的學生喜出望外、十分激動。我也想告訴她我去國數十年的種種曲折坎坷、悲慘和恐怖經歷。
我當時回國帶了兩個女兒，費用大，在美國也是經濟拮據，囊中羞澀，沒有什麼禮物送給余老師。養母說：「還是等下次吧！空手上門不好。」我不甘心，但沒有堅持。四年後我再次回國，卻得到余老師不幸因病去世的消息。此事讓我遺憾至今。
古人說：「一日為師，終身為父。」何況是三年為師呢！我對一年級的班主任沒印像，對二年級的伍老師也很想念。伍老師使我的學習成績從「多不及格」到「天天向上」；但不知他的右派身份後來怎麼辦？他含冤受屈吧！余純君老師對我關懷備至，鼓勵有加，還保持了長年海外師生聯繫。我應該讓她知道有一個人生極不平凡又對她終生不忘的學生，她在高興、激動之餘也一定感慨萬千。遠隔萬里，時隔數十年，那是個多麼激動人心的時刻啊！唉！因為屈從於不切實際的習俗，這一切都化為流水了。
第二悔：懷念黃岳平夫婦
我十三歲來到柬埔寨，很不習慣，又沒上六年級，偷渡期間又輟學一年，父親卻認為我在中國是高材生，就讓我在金邊民生學校念初中一。民生學校的老師和課本都來自中國，教學搬來中國那一套。由於我的柬文柬語完全陌生，加上算術和音樂不及格，留級了。只好回到家在六十公里外的河良渡口、父母經營的藥材店幫忙。
留級，對原來從事教書的父母來說十分丟臉。正當少年沒上學也難以向親友鄰居交待，加上我帶著激進的毛澤東思想，對地主的外祖父母十分仇視，造成母親失望、痛恨，經常受她毆打(原來母親不是親生的，她是我的大姨母)。家裡容不下我，我自卑、悲觀、孤單、彷惶到極點。母親便安排我到金邊一間小手工業工廠打工。那年我十五歲。
那是位於接近皇宮的「王家田」對面的麥加環街門牌十五號的「和平工藝社」，是全國唯一的鏡子、梳子裝配手工業作坊。年青的老板黃岳平夫婦待我很好：離開了只會打罵的母親，我心情好，工作勤快：老板夫婦大概也認為我這個唐山來的小孩老實可愛。我純正的潮語很得岳平嬸的喜歡，十多個工人大多不會說潮語。小工地每天忙忙碌碌，卻沉悶壓抑，岳平嬸常開唱機潮劇《陳三五娘》、《蘇六娘》或《告親夫》給大家聽。工人們聽不懂，又好奇，岳平嬸就說：這些曲詞只有阿槐聽懂(「阿槐」是我的小名)。岳平嬸知道我每天清晨常到皇宮前的河邊游泳，卻沒有游泳褲，便把岳平叔已不用的游泳褲送給我。老板的兒女都很小，有些家務事就叫我做，我也很樂意。老板一家人要去看電影，就叫我一起去。
少年失學，我心有不甘，每天清晨未到五點就悄悄起身，在走廊下拉下晚間照明的小燈，再用多片鏡子互相照映取光，拿出舊書本自學。這舉動可能感動了他們。有一次岳平叔回國探親，晚上，岳平嬸要走路到近處親友家聊天，就叫我陪她去，送她回。金邊治安好，但晚上出門有個小孩作陪更放心。晚上，我有時和一位工友下象棋，岳平叔的父親在一旁為我加油。有一天，一位名叫「良才」的工友要回到位於磅占省的「上不失」的家鄉辦婚禮，他給岳平叔夫婦送請帖，岳平嬸要管理小工廠不能去，岳平叔就叫我陪他去。岳平叔一路跟我談高棉的習俗，說高棉是個魚米之鄉，洞里薩湖的淡水魚足可供應全國，還能出口。農民每季只種一季，便去捕魚，生活無憂無慮等等。「上不失」是個窮鄉下，主人沒有像樣的屋子，我和岳平叔晚上同睡在掛上大蚊帳的草蓆地板上。有一天，我為了給潮州的養母寄送照片，就到一家照相館拍了多張照片。岳平嬸一看我的照片，大加讚賞：「很美啊！送給我兩張好嗎？」我送給她兩張，她如獲至寶。
我們每週工作六天半，每天九小時，我的月薪三百瑞爾。我很高興，覺得虧欠老板太多了。我可以把工資節約下來寄給潮州的養母。
農曆春節到了，工藝社放假多天，工人全都回家過年。只有我留下來，這很反常，岳平叔夫婦也不詢問。
有一天，父親的一位友人突然來到，說：「你爸爸在外面等你。你出去一下。」原來新學期快到了，父親問我要不要再上學？我說，要啊！但我是留級生，學校不會讓我升學的。父親說，可以通過關係向學校說情，但你沒有食宿。如果岳平夫婦待你好，你嚐試向他們詢問可否讓你住下，並免費供你三餐？你有時間就幫忙他們做工。如果他們不答應，就不要怪做父母的不讓你上學。
岳平叔夫婦爽快答應，還給我一架自行車供我上下學之用。我每個週六下午和洲日要做功課，幫他們做工實是很少。晚上，我幫他們三個小兒女補習功課，沒想到岳平夫婦每個月還發給我三百瑞爾。
學年結束，我又留級了，我在父母責罵下承認自己「朽木不可雕」、「一文不值」。我繼續在「和平工藝社」打工。一年後，我經朋友介紹在金邊「生活午報」當派報員，每天在烈日下騎單車或奔跑，晚上還要做全報社的清潔工作，十分勞累，但工資高。「和平工藝社」也遇到競爭對手而走下坡，最後結束經營，岳平叔在新街市附近與友人合作經營「華商商店」，也搬了家。
我在報社期間，有時間就到「華商商店」探望岳平叔，或到他們的新家和岳平嬸聊天。他們很感動，說：「十多個工人，就只有你掛念著我們。」奇怪！他們待我幾乎像待自己的兒子，我回來探望是很正常的啊！
一九七九年初，紅色高棉下台，我一家三口從遙遠的山林幾經磨難來到金邊外圍的「六支牌」鎮，像乞丐那樣流浪。一天，我遇到岳平叔和他的小兒子「阿鵬」踏單車路過，我太興奮了，詢問他，在大屠殺時期怎麼過？大家都平安嗎？他急於趕路，只略說他年老的父親死在被驅趕出城的路上，大兒子「阿斌」失蹤。岳平嬸和大女兒「阿鳳」暫居在高棉人的屋子。
一九八一年，我一家在泰國難民營來到美國。歲月悠悠，忘不了岳平叔夫婦。他們也出國了嗎？日子過得怎樣？一九九一年，我從美國首次回到柬埔寨，我在金邊「柬華理事會」門前貼著密密麻麻的尋人啟事板上貼上「尋找黃岳平先生」的紙條。
一個多月後，我在美國突然收到一封來自澳洲悉尼的信，是岳平叔的親筆信，信中還有一張他們的全家福照片。信中說，是朋友從「柬華理事會」看到我的「尋人啟事」轉告他才知道的。他立刻就寫這封信給我，他也詢問我的情況。從此，我和岳平叔夫婦經常有書信來往，節日也互相問候、祝賀。一九九八年，我首次到悉尼旅行，他們住在我堂弟的家不遠。我們拜訪了岳平叔一家。全家人都很高興，請我們夫婦到酒樓吃飯，談別後的滄桑，人生的變化。他們的兒女全都成家立業，生活好。大兒子「阿斌」也找到了，全家團圓。他們兩人每天早晨都健走運動，每次都經過我堂弟的家來見我們，再聊上一陣。
原來，岳平叔年青時在中國家鄉是左派教師，國共內戰時，為逃避國民黨逮捕，帶上父親過洋來到柬埔寨。他從工具書裡研究、學會了玻璃鍍銀法，又自學了塑料製造梳子的技術，成為供應全國鏡子和梳子的民生小工業。他是悉尼潮州同鄉會秘書長。主理會務，代表該會親自到外國與各兄弟會聯誼。可知他是個有理想、有文化、有知識、有思想的長者。岳平嬸是出生高棉磅占省「地里木」農村的潮州人。她高棉語、潮語流利，熟悉高棉習俗。她沒學過中文，但很熱愛中文。
多年後，岳平叔很少來信。一天，我從美國給他們致電，電話響了很久，接電話是岳平嬸，她的聲音極其虛弱：「多謝你有心掛念我們。我現在體力很弱，有病在身……」她需要休息，我說了幾句安慰的話就放下電話。我後來從費城岳平叔的老鄉口中獲悉岳平叔夫婦已先後去世。
少年的我，在柬埔寨沒有家庭溫暖，失學當童工，環境生疏，沒有朋友，因為留級，不敢見同學，貧窮如洗。在那種情況下，得到無親無故的多方照顧，視如親人，怎不令人感動、感恩？對岳平叔夫婦來說，我既然來自中國，家中經營藥材，卻為何小小年紀不上學而到此打工？甚至連過年也不回家？但他們數十年來對此全不詢問。可知都是善良又非常明理之人。
遺憾的是，我們只見過一次面，言猶未盡，意猶未足。彼此經過滄桑變化，生命大轉折，我的身世也明了，歷史已成過去，我與父母的關係錯綜複雜，那是中國歷史、社會和家庭遺留問題。歷史可借鏡、恩怨可反思，人性應拷問。但我錯過了與他們坦誠相告、交流意見、共同探討世事的是非曲直的機會。這也是對他們最大信任和一種報答的方式吧！
第三悔：約翰醫生
一九八一年七月，我一家四口從泰國難民營來到美國洛杉磯，在難民臨時接收中心住了一週後被安排到紐約。在機場，一位黑人青年舉著我的名字找上我們，他開車把我們送到曼哈頓三十四街一間酒店。安頓後，天已黑了，他給我們八十美元，帶我們到附近一間中餐館吃飯。第二天。他沒留下什麼話就走了。
三天後，八十元花完了，怎麼辦呢？這段時間，我們常看到一位白人男子每次都領了一兩戶難民離開。我便找上他，用生澀的英語求助於他。
他名叫「Paul」，三十多歲，他曾在柬埔寨生活了兩年，對柬埔寨人民懷有特殊感情，也會說些高棉語。他是救濟機構派來接收所屬難民出去安置的。
他送給我一張一百元的支票，還帶我到銀行支取。他教我們到超級市場購食物做伙食，這樣可節省金錢(因旅館有煤汽爐)。最後，他才回來處理帶領難民的事。
這時，我們才知道我們是由紐約最大的「美國天主教會」，簡稱「U.S.C.C.」負責擔保的，直接的聯繫人是紐約大醫院驗血師「約翰醫生」。這兩者都是赫赫有名，但其服務難民就遠遠比不上Paul所屬的「I.R.C.」(國際救濟機構)。大概後者得到政府撥款，因而有足夠的人力應付較大開支，而前者僅靠教友資助。
一星期又過去了，Paul再次來領走新一批難民。他順便來看我們，又送給我們一百美元。並承諾把我們的處境轉告「U.S.C.C.」。
在這段日子裡，我每天不是在房間裡看電視，就是帶一對女兒在附近逛街。正當我們快花完了最後的金錢，一位柬埔寨青年找上我們。他告訴我們，是Paul叫他來的，要我們明天一早跟隨他到唐人街附近一個越南裔教會，暫時由該教會安排我一家的生活。
越南裔教會安排我一家住在紐約市布朗士區一百八十三街附近一條叫Andrews Ave僻靜街道的五樓。
且說我們住下來後，我每天就由越南裔教會派人帶我們去辦理各種移民手續、尋找工作、申請福利等。
幾天後的一個下午，回到家，門縫插上一封信，信中簡單寫著幾個字，大意是：我今天到了你的公寓，見不到你。明天早上十時，我再來，請等我。 署名是約翰醫生(DR. John)。
第二天，約翰醫生准時來到。他是個四十餘歲的高大白人，領帶西裝革履。他露出慈祥親切友好的笑容和我握手。自我介紹後，帶著歉意對我說：「我很抱歉，讓你在旅館呆了很多天。在你離開旅館那天，我才有你的消息。我趕到旅館，你正好走了。後來才又打聽到你們在這裡。」
我很費勁地用上我在難民營學了幾個月的英文和他溝通。他很細心地聽著，一邊幫我糾正語法，鼓勵我多講英文。
他一一問候我的家人。他送來了許多木碗、杯子、叉子、湯匙、小刀和兩百美元。告訴我他的住家和醫院的地址和電話號碼，還有一張U.S.C.C教會的名片。他說；「每個月可到U.S.C.C.領取各種生活費用，直到有了工作。明天，有人會給你們送來三張睡床。你們就不必睡在地板上。」
最後，他問我，還有什麼要求和困難嗎？我說，我要申請福利金，因為孩子還小，妻子身體又不好。
他說：「不要輕易申請福利金。你還年輕，趕緊找一份工作，減少政府的負擔，讓政府把錢用在救濟窮人或收容難民方面。」我很失望。從越南裔教會中，我知道許多比我條件好的難民也申請到政府的福利金，教會的職員也認為我完全有資格申請，我不必急於工作，而是讀書、學英文。
多年以後，我理解約翰醫生的用心。他是一位具有博愛之心的真正愛國者。美國有許多窮人，她還大量收容外國難民，即使我們有困難，但不知有多少國民的困難比我們大得多，如果每個難民都依賴政府救濟，必然影響到其他的窮人。回想過去生活在柬埔寨波爾布特時期朝不保夕的日子，能來到美國實在太幸運了。我不能太自私。我還年青力壯，可創造條件再學英文。
從那以後，我理解到，在美國，愛國不必張揚、無須標榜，而是深藏在人心中。愛國很簡單，就是守法、納稅。這跟我過去在柬埔寨受左傾思想「教育」大不相同。那時，「愛國」幾乎要掛在口上，有機會就要張揚，生怕別人不知你愛國。
約翰醫生是身體力行做到了。他每年都要到遠隔萬里的泰國難民營為那裡的病人服務。我曾對他說，我不喜歡住在黑人區。他說，不要歧視黑人，不論哪種膚色人種，都有好人壞人。實際上，許許多多的黑人是很好的。
後來，約翰醫生還開車送我一家人到他距紐約市一個多小時路的家去認識他的家人。
他有一對正在念大學的女兒，妻子上班不在家，老母親守著屋子。
出乎意料之外，他的家是一間再簡單不過的木屋。屋裡較像樣的擺設是一台鋼琴。屋後有一小湖。
他和我對著面划著小木船，聽我介紹工作的情況，一邊幫我糾正說錯的英文，不斷地鼓勵我。他請我們吃飯，幫我們洗碗，一邊教我英語。
在以後的日子裡，我給他打過幾次電話問候他，兩次到醫院給他送禮。前門的招待處先打電話詢問他可以讓我見到面嗎？每次都得他欣然同意。他在實驗室裡邊工作邊和我談話。他的助手臉露不悅，我這才發現我妨礙了他的工作。
約翰醫生的形像一直留在我的腦海中。可惜，三年多後我一家從紐約搬到費城，後來又搬了好幾次家，弄失了約翰醫生的地址電話，也記不起他的醫院。在我的生活無憂無慮、事業有成、孩子都上完大學的二十多年後，我突然想到我對不起約翰醫生──一位在異國他鄉給我雪中送炭、非親非故、不同民族，對窮人、難民以及國家充滿熱愛的美國天主教白人。我相信，在最初的好多年裡，約翰醫生還想知道我和我家人的情況，我們一家去了哪裡？而我卻不告而別，忘卻了他的熱情和愛心。
儘管現代通訊科技發達，我的女兒和女婿好幾次上網查詢紐約各大醫院和Dr. John的訊息，都因歲月久遠而不能如願。餘下的，就只有在內心默默永遠想念他，感謝他。
第四悔：越共叔父
我有一位同祖父異祖母的叔父，他十六歲讀完中文小學就離開父母去參加越共。
法國殖民主義統治時期，越共領導的解放聯盟抵抗運動深入柬埔寨。他在「救國救民」的神聖感召下選擇自己人生路，終生貢獻給越南解放事業。
我的祖父早年從廣東潮安過海而來，繼祖母是越南人。 叔父大約於一九三零年出生於柬埔寨波羅勉省巴南縣城，排行第七。
叔父與他的越共解放部隊常年活躍在一百多公里外的柬越邊界。他偶爾在夜裡悄悄來到巴南縣城看望父母，又趁黑夜回去。祖父過世時，他也在親人治喪時在現場外圍走了一圈後悄悄離開，算是為老父送別──這樣做是為避開當地安全部門的耳目。柬埔寨戰亂後期，他收容了外甥一家，使之免於禍害；柬越兩國戰爭結束，越南全國統一後，叔父回到巴南老家，把祖父的遺骸從已成荒野的草叢中挖出並運到越南環境優雅的安江省義地安葬。
我於一九六零年從廣東來到柬埔寨，整整十年從沒見過這位叔父。祖父母與父輩談及叔父投奔越共之事，似乎沒有怨言，還有少許榮耀，似乎日後越共勝利了，家族會得到保護。
一九七零年，越南戰爭擴大到柬埔寨，我到了農村。從和平、優越的城市生活轉入艱苦的農村戰爭生活，我體會叔父與他的部隊從事神聖、偉大的事業，以寶貴的生命保衛廣闊的農村，擔負起解放國家和民族的重任。
一年後，我所在的農村駐扎了大量的越南解放部隊。我嚐試打聽叔父的消息，一位參加越共部隊的華僑青年告訴我：「你叔父就在這一帶，他名叫“三僑”，是位人人熟知的領導。我於是逐村逐家詢問，果然越南戰士都認識他，最後確定在一戶農民高腳屋裡。可惜屋裡的戰士說：「三僑同志正好出去工作，你明天上午再來吧！我們會告訴他，他會等你的。」
第二天一早，我又來到這間屋子，戰士們說：「你叔父已經知道你在找他，再等一會吧！」。十幾分鐘後，一位年約四十歲的高瘦男子走上高腳屋。戰士們興奮地說：「來了！這就是你的叔父！」
他身體稍瘦而精悍，步伐輕盈，眼帶慈祥。我用潮州話告訴他我的名字、父親的名字，還說出他的原名。他微笑說：「是的，正是我。你怎麼打聽到這裡來？」我把經過告訴他。他說，「昨天，屋裡的同志告訴我，我就在這裡等你，剛剛有些事出去。你今年幾歲了？怎麼來到解放區？」我一面回話，一面細心觀察這位令人尊敬、首次見面的叔父。他接著說：「我早年參加部隊，許多侄兒女、外甥兒女都沒見過。你爸媽都好嗎？」「都好。我是十年前從中國來的。」「我有聽說。我們是首次見面，很高興。」
叔父問我在農村的情況，給我諸多鼓勵。我問叔父戰鬥生活危險嗎？他說：「當然。隨時隨地保持警惕、反應要快。有一次我們躲在戰壕裡，美國飛機在上空偵察、轟炸，我也在戰壕裡觀察敵機，突然發現情況不對，趁著飛機掉頭，迅速跑到另一個戰壕，人剛跳下去，我原來的戰壕中了炸彈。要是慢幾秒鐘，必死無疑。」他轉身向他的戰友說起這段危險經歷。他的戰友附和他，說：「你的叔叔不但勇敢，而且身手敏捷。」我問叔叔：「是否受過傷？」「不礙事。」他輕鬆地說。我又問：「叔叔為何十六歲就參加解放陣線？」叔叔笑了又笑，拍我的肩膀，沒有回答。
告別時，叔父送我一件越軍褲子。 叔父為何取名「三僑」？我想，這可能表示他是華僑，也是越僑和柬僑。以三重身份參加革命，有民族解放精神也有國際主義精神。
一年後，我來到與叔父首次相會的鄰村做小生意。一天早上，叔父突然踏單車路過，我們第二次見面。我說，我現在做小生意了，不再漂泊了，日子也好過些。他說：「很好！」我送叔父兩百瑞爾。
「三僑」叔父在高棉東南區廣闊的農村、湄公河三角洲、越柬邊境等地為人們所熟悉。我的同鄉或叔父的華僑戰友告訴我，叔父擔任後勤運輸副連長。他和他的一百多名戰友在夜裡為戰鬥部隊、醫療單位運送武器彈藥、戰略物資、醫療器材、藥物等等，這些沉重的物資有時用人力揹負、挑擔，有時用牛車、兩輪或四輪手推車，雖然不在戰鬥部隊，但也十分危險，戰爭大多不分前線後方。為安全完成任務，運輸多在夜裡直到凌晨。過泥溏，走崎嶇，踏坑窪，跨磕泮，避地雷，三餐不繼，熬夜露宿，風吹雨打，抱病行軍，遇敵情和敵機還要應戰避險。
柬埔寨戰爭初期，華僑青年踴躍入伍，他們多被分配到叔父的運輸連隊。隨著戰爭發展，絕大多數華僑青年紛紛退伍，加入華運組織。叔父並不勸留，而是那句「很好！」
一九七三年，越南解放部隊全部撤回國，我便沒了叔父的消息，僅聽說他結婚了，嬸母是越柬邊境的越南人，也是早期參加革命的戰友。戰爭歲月，革命者結婚生子是很麻煩的事。兩人聚少離多，一年難得見面一次。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紅色高棉佔領全國，隨即暴力清城。我的諸多叔伯、姑媽和他們的子孫全被驅趕出城，分散在茫茫人海中，大家不約而同向通往越南的一號公路艱難行進。半個月後，因有成千上萬越僑被有組織接送回國，絕望中最後的希望是擔任越共高級幹部的叔父前來營救，結果是大失所望，龐大家族中除了幾位僥倖逃到越南之外，留在高棉的只有我一人活下來，其他數十人全部死於紅色高棉之手。
三十年後，我在美國打聽到叔父、嬸母都健在的消息並有他的地址，我給他寄信寄錢。叔父的回信附有一張大相片。他的中文信很短，但字體工整，表達清楚。叔父信中說沒有電話，有事可打給鄰居轉給他。
第二年，我到越南專程去探望叔父。結伴同行的多位老鄉、也是叔父的前部下對我說：「你的叔父對越南革命忠心耿耿，為人正直清廉，道德高尚。他的部屬、上下級、甚至鄰居都對他十分敬重。」「我們每隔一段時間就去看望他。」「他太老實了，寧願清貧，拒絕特權，不像別的幹部貪污。越南官員的貪污太普遍了。」「我們常接濟他，你有可能就寄些錢給他吧！」「你的嬸母出身農民，也是一生獻身解放事業，歷經幾十年戰爭的革命夫妻並不多。」
叔父居住於同塔省高嶺市美新社第一區門牌73號，距胡志明市約一百五十公里。他的家面向公路，距路面約一百米。叔父嬸母滿面笑容在屋前迎候。
「三僑叔叔！我們把美國的阿槐送來了！」那是我過去的名字。
「阿槐來啦！多謝了！我們一早接到電話，就一直在等著。」叔父握著我的手，「三十年了吧？」「是的，叔叔，三十年了。」七十歲的叔父興致勃勃，卻沒有當年軍人的威武，我有些傷感。
那是一間再普通不過的單層水泥農舍。後面不遠處是農田，進入小廳就是睡房，一側是老舊鐵衣櫃，後面是廁所，屋子一側有大水缸，牆壁倚靠著兩架老舊單車，周圍都是花草小樹，屋前的樹蔭下有一張長方形石凳。大家圍著石凳談起來。
我問叔父：「一九七九年，越南排華，中越戰爭，許許多多的華僑幹部被開除出黨團組織。叔叔是否受到牽連？」
「不會。我是越南人了。我十六歲就參加革命，怎麼會受牽連呢？你嬸母看似普通農婦，實是地下情報員。她生活在下柬地區，精通高棉語言，也能聽一些潮州話。她隻身進入高棉邊境，深入西貢等敵區城市刺探情報，為革命立下許多大功。我們是夫妻，卻甚少見面，解放後才生活在一起，因此沒有生育。」
「叔叔最後做到什麼軍職？」
「高於連長的政委。」
「叔叔退休後，政府每年有舉辦什麼表彰活動嗎？」
「國家統一日、黨生日，我們夫婦登上省裡的退休老革命光榮台接過紅旗、大紅花、接受人民歡呼。夫妻同台的很少，這已很好了，數十年解放戰爭，太多革命英雄人物。別要求太高。」
嬸母走過來，我問她可否說些高棉話？她當即用高棉話說：「‘吃飯’。二十年沒說了，快忘了。」她回到越南話：「飯菜已準備好了。你們先坐在這石凳聊吧！我去叫鄰居過來。」
「這兩位鄰居是你叔叔過去的部下，跟著你叔叔數十年，如今退休了，仍不離不棄。」同鄉說。
兩位鄰居笑嘻嘻走來了，純正越南人，六十來歲吧？和我們一樣激動、興奮。
「你叔叔是大好人，與眾不同，真難得。」一位說。
「我們一直跟著你叔叔，很開心。」另一位說。
從眾人的談話中，我了解到：一九七五年四月，越柬兩國先後解放，幾十年的奮鬥，活過來了。本以為可與自小分別的親人大團圓，誰料紅色高棉佔領全國後大清城大屠殺，親人生死不明，叔父內心萬分焦急卻無能為力。當時越南也剛解放，民心不穩、百廢待興、軍隊、幹部各有新任務，不得擅自離開崗位。越南南方推行社會主義改造，國民經濟十分落後，需要老幹部繼續發揮作用，領導人民建設。一九七八年，紅色高棉挑起邊界衝突，企圖奪回歷史上失去的下柬埔寨領土，兩國爆發戰爭；同年年底，在北越集訓的高棉族韓森林、謝辛和背叛紅色高棉的洪森一起組成柬埔寨救國陣線，匯集近千名紅色高棉的逃兵、俘虜、投誠者以及下柬地區高棉族青年組成救國陣線軍隊，決心重新解放柬埔寨。這支新軍必要整頓、教育、培訓，便需要教官、翻譯。叔父精通高棉語言，熟悉地形、風土人情，又是久經沙場數十年的老軍官，便擔負起培訓這批未來的高棉幹部和軍隊的重任。一九七九年一月，紅色高棉在越南近二十萬軍隊進攻下迅速垮台，叔父親自培訓的這批高棉新生武裝力量名正言順的成了洪森政權管治下的國家軍隊，叔父也完成了最後的使命，正式退休。
朋友們和嬸母坐在石凳旁談話，叔父帶我走進屋裡。
「阿槐我給你看。」叔父打開舊衣櫃，取出一件老軍衣，軍衣滿滿掛上主要是金色、紅色、五星、胡志明像、紅旗、鐮刀錘子等等五光十色、形態各異的勳章，足足有數十枚之多。「這就是我一生立下的戰功。」叔父自豪地說。
看到這些金光閃閃的勳章，我腦海中突然出現解放後的越共推行極左政策，取締資本家，強行勞動改造，沒收人民財產等等，逼得百萬計人民投奔怒海，死亡二三十萬船民的大悲劇。歷經越柬戰爭、越中戰爭，國家經濟瀕臨崩潰，國窮民弱，國際孤立。幹部、軍人報復性貪污斂財，借機霸佔公物、大小市鎮商店關門，大量門宅空置。上面論功行賞，大高官佔有市區中心住宅或大路轉角、十字路口、黃金地帶……等等事實。我心灰意冷，冷漠以對。
忠心不二，久經沙場、戰功顯赫的三僑叔父卻拒絕特權，兩夫婦除了享有全免費的醫藥，每月僅領到少量大米、白糖、奶粉和不太夠花費的救濟金，上級徵求他關於住屋一事，他只要一間交通方便、周圍有花草樹木、接近農田的普通小農舍作為養老住所，於是上級安排他兩夫婦居住於此。
話題至此，大家紛紛讚揚僑叔父的高尚品德。叔父卻心安理得說：「這很好！我老伴也贊成。為什麼？我來自人民，又回歸人民。」
「來自人民，回歸人民」，這就是我的叔父至理名言。
我在越南的堂妹經常接濟叔父。叔父的前下屬、我的多位同鄉、以及海外親戚也常有寄錢給叔父嬸母。三年後的一天午後，我在堂妹夫陪同下再次前往高嶺市美新社看望叔父。
叔父接過我給他的五百美元，說：「夠了，夠了。太多了，用不完。」剩下的時間，叔父僅對著堂妹夫談話，把我晾在一旁。不到半小時，我們告辭了。與三年前相比，我覺得受到冷待，我無法理解。無論如何，我是萬里迢迢而來。
多年後，嬸母過世。
叔父也患上前列腺癌，症狀危急。政府把他送到胡志明市大醫院。安排他最好的醫生，最好的藥物，留醫一個月，把病給控制住，回家安養。他每天服用進口、昂貴的藥物，全部由政府免費提供。我給叔父寄上兩盒美國花旗參。
2018年，叔父的癌症復發，臨終時，他要求搬到越柬邊境最後一個市鎮──安江省新關市，兩個月後不幸去世。政府依照他的遺願安葬於安江省新關市郊區。時年八十八歲。
受到叔父「冷待」此等無解小事，一直在我的腦海中。我漸漸明白，當初叔父興致勃勃拿出大批勳章，與我分享他畢生用出生入死、救國救民偉大事業換來的無上榮耀，我卻不以為然，冷漠以對，兩者反差太大。叔父看在眼裡，大概也以為我在美國生活久了，思想意識親西方。因此對我失去熱情？
我後來從參加越共的同鄉得悉，凡是在戰場上呆過兩年，即使沒有立功，也可獲得一枚勳章。叔父參軍三十二年，僅年期便可獲得十六枚勛章。
現在細想起來，我當時的表現太不合親情，毫無道理，使他大失所望：
一，叔父自小懷有大志，他追求救國救民，絕不為己。從他引以為榮的名言：「我來自人民，回歸人民」，從他用「三僑」的名字和終生實踐，可以證實；
二，叔父在南方只能是個中級幹部，在全國來講，只是低級幹部，無法左右大局，不能苛求於他。黨員有好壞，不能把不圖名利、只有純樸的農民田園思想當作「助紂為虐」；
三，與眾多的貪官不同，叔父出於污泥而不染。他畢生道德高尚，既有親情家風、也有樸素的愛國愛民情懷，以至他的上下級、前華越裔部屬，海內外鄉親、友人、鄰居等等眾口一詞，對叔父尊崇備至；
四，作為侄兒，理應做好小輩本分，何況我當時並無向他詢問關於解放初期造成百萬難民投奔怒海之看法。如果他支持中央政策，也應體諒他的局限；如果他不同意，那是值得互相擊掌稱快之事；
五，局勢有變化，親情改不了。越共中央後來也對解放初期的極左政策作了檢討（雖然並不徹底）。越南現已走上改善與美國關係、廉政、精兵簡政、民間選舉等等改革之路。當時即使叔侄觀念不同，也可求同存異。缺乏真情交流，坦誠以對，責之在我；
六，紅色高棉罪惡滔天，叔父在越南統一後接受任務培養與訓練反紅柬軍隊、為推翻紅色高棉政權立下最後功績。因此更值得尊敬；
七，越南戰爭，是當時世界兩大陣營的對決，南北越政權不可能自行和平統一。美國依靠強大軍火，越共有強大的宣傳攻勢。戰爭造成越南人死亡超過三百萬。美國也承認，「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方打了一場錯誤的戰爭。」換言之，叔父是順應時代潮流。
我當初若有今天的認識，必會每次都到越南拜訪他，向他了解更多史實，加強親情，學習他的榜樣。後悔已無濟於事，只有心存愧疚，作為人生經驗教訓。
第五悔 外賣小李
一九八一年八月，紐約唐人街聞人李明慶先生介紹我到中城曼哈頓Lexington大道門牌1059號的「湘園」中餐館做洗碗工。
餐館老板是台灣人，經理和絕大多數企台、送外賣員均來自台灣。廚房有十七名員工：龔大師傅、徐二師傅，六位炒鍋，兩位爐尾(油炸工)，一位抓碼(配料)，兩位打雜，兩位洗碗，兩位夜間清潔工。徐二師傅、打雜的大光、一位清潔工和三位炒鍋來自台灣，我和抓碼的郭堅標、另一清潔工林明基來自柬埔寨，其他的來自香港或中國大陸，彼此用廣州話或普通話交流。
龔師傅從李明慶先生了解到我是剛到美國的柬埔寨難民。大家都叫我「小林」。
我的月薪九百美元，週二休息，每天從早上十一點做到晚上十一點。我的拍檔是來自香港的五十多歲老梁。我負責兩部洗碗機。洗盤碗時逐個用手持熱水管噴射衝洗乾淨後，連同杯子、筷子、叉匙等放進碗欄裡，裝滿三個欄就推進洗碗機，按電紐開動機器，熱水和洗潔劑在機器裡滾動，又自動有清水清洗，整個過程約十分鐘。我把碗欄從洗碗機拉出來，把逐個盤碗杯子等放到另一個欄留給企台取用。在等待機器運轉的十分鐘時間，我要趕緊進行第二部洗碗機的流程，重複同樣工作。每個步驟都要恰到好處，因此人也像機器一樣機械化了。老梁負責一部洗碗機和煮飯。由於生意好，晚餐特別忙碌，企台送來的盤碗川流不息，我從沒做過餐館工，更不會使用機器，速度慢，企台催得緊，老梁過來幫忙時大發脾氣，一直罵到打烊。工作生疏不是罵就能改進，因此我每天都被老梁痛罵。
一週後，工作逐漸熟悉，但還是達不到要求。企台員工還體諒我，老梁毫不客氣，向兩位師傅和其他員工痛訴我動作慢，說我來了，他反而更忙了。
一個月後，我的工作熟練了，老梁仍每天嘮叨不止，是欺生？對潮州人或難民的歧視？這當兒，龔師傅把我提升到打雜部門，月薪一千三百元。廚房的員工都說不可思議，因為照行規，洗碗工至少要做一年才獲得提升。顯然，龔師傅是特意照顧我。
我有機會就把紅色高棉血腥統治的史實告訴大家。龔師傅聽我說到帶了兩個小女兒在炮火下逃生進入泰國難民營的經過時，喘了大氣，連聲說：「驚心動魄，萬幸啊！」他見我穿的是拖鞋，說：「在廚房穿拖鞋很危險。你沒錢，我給你借，明天就去買防滑的鞋子吧！」每天晚上下班時，他問我：「今天累嗎？」一年後，龔師傅知道我是學中醫，問我是否可以按脈診病？我說可以。他當即讓我給他按脈。工友一個個走到地下室給我按脈。有的說準，有的說不準。龔師傅說，不論準不準，每個人都要給小林兩美元診脈費！
我的工作，是在地下室跟著大光切肉、切洋蔥、剝蝦、剝青蚧、腌肉、腌蝦、腌全鴨、運送到廚房、清洗……等等。我動作笨拙，連持菜刀也沒姿勢，大光要邊工作邊注視邊指點，大為光火。他多次向龔師傅投訴「小林什麼都不會做。他不是來幫忙，是來當學徒。」龔師傅說：「你就耐心教他，哪個生出來就會打雜？」
龔師傅偏幫我，大光沒處出氣，每天苦著臉。我也心情壓抑、焦慮。這不能怪他，是我呆笨。
五位送外賣員的工作是在晚餐期間。他們每天下午五點上班，先到地下室換制服，等待樓上經理召喚。大光每天對我發脾氣，他們都看在眼裡。一位只顧唱侯德健的「龍的傳人」，一個哼鄧麗君小調「小城故事多」，一個說他曾戴上面罩在市中心參加台獨集會，一個常問我關於紅色高棉的事，只有一個較年青的「小李」比較靜默。他每次上下樓都向我投來同情的眼光。
大光每週日休息，小李就過來幫我「打雜」，他教我持菜刀的手法，切洋蔥、牛肉的刀法。他切得又快又好，動作純熟。看樣子，他還是個能幹的廚子。他告訴我，我們移民的出路大多是開餐館，打雜是基本功，以後才學調料、滷製、炒鍋的火候、拋鍋技術。「所以你要認真做好打雜的工作。」
每當大光在廚房吃飯，上廁所等，小李也抽時間過來幫我。
「湘園」所有員工，來自台灣的佔多數。在長達三年多的時間裡，我聽到的多是讚美台灣，貶低大陸。小李對中國大陸、台灣和美國的歷史、政治十分了解，口才好。我懷疑他在台灣當過小官。一九八四年洛杉磯奧運會期間，由於中國大陸首次參加，引起大家觀注。當入場儀式中國隊高唱進行曲「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時，來自台灣的企台也跟著其旋律唱起來(原來此歌曲的原歌詞是「國民革命軍歌」)；當李寧出場，在各項體操比賽中出色，大多也為他喝彩、加油。李寧奪得三金二銀二銅，個個都很興奮。那時正是鄧小平改革開放時期，言談中大多認同鄧小平的路線。
小李和大光卻不以為然。當我說國民黨貪污腐敗、不得民心所以戰敗逃到台灣。大光就說共軍是用人海戰術，解放軍都是農民，讓農民大量死傷，國民黨不忍心才放棄戰鬥。我說國民黨四大家族大量收割民脂民膏，他問我大陸有多少貪官大家族？他反問我，你知道文革多荒唐嗎？剃頭、抄家、遊街、家庭互鬥，學校互鬥、官民互鬥、至死仍不休。國際孤立，反華潮流……我說黃植誠棄暗投明駕機回到祖國，他說大陸空軍吳榮根也從大陸投奔台灣，等等。我和大光從同事到敵對，從師徒到反目。
小李一聽到我控訴紅色高棉的罪行，硬說是因其得到大陸全力支持，禍根在毛；我說老蔣死後小蔣接班，是對兩千三百萬台灣同胞的侮辱，國民黨就是獨裁到底。小李說，蔣經國是憂國憂民的領導人，十大建設成功造福人民，經濟成為四小龍。他反問我，是否知道共軍兵敗金門，古寧頭戰役，九千解放軍覆滅？我說，解放軍天下無敵，毛思想戰無不勝。我經常就大陸與台灣的政治是非與小李爭到臉紅耳赤，互不退讓。當然，他早已不再幫我，我也有意避開他。
三年半後，「湘園」因租金合約到期而關門。我也到費城另謀生路。又過了三年，有一天，我在費城唐人街路上巧遇小李，我有些尷尬，他略為點頭就走開。
回憶在「湘園」的日子，只有龔師傅和小李給我真心幫助。我驚覺對不起小李，他是無親無故真熱心，我是無情無義假愛國。
多年前，我有了還住在紐約的前同事林明基的電話號，我詢問他關於前「湘園」任何一位員工的消息，我要想盡辦法找到小李，當面向他認錯、真誠道歉。我向明基寄送三本拙著《三十年美國路》，請他一旦有任何一位前同事，就送給他。書中有我對小李的歉意。明基也盡其心力，然而三十多年過去了，杳無音訊。
我為什麼要向他認錯、道歉？
一，毛主席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王毅說：「你了解中國嗎？你去過中國嗎？」我確實應該去實地調查和了解台灣，以免偏見和傲慢。我去過台灣十次，從北到南，從嘉義的布袋農村到其他城市，從馬公島到金門，從各旅遊區到中部，從萬人游泳的日月潭到默默無聞的溪頭、鳳凰山……我接觸各種各樣的人，總的感覺是：人民有自覺的社會公德，「最美是人」。台灣，自兩蔣以來保持了中國傳統文化。
我到過許多國家，包括大陸、香港，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我感覺最舒心是台灣。毛主席說：「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我希望有意了解歷史真相和有助於分清政治是非的人前往台灣，廣泛深入民間社會。
二，我到過兩個位於柬泰邊境的前紅色高棉基地：前柬共總書記波爾布特「安隆汶」基地和前外交部長英薩利的珠山軍事基地。我實地了解到紅色高棉與中國的關係（見拙作《波爾布特最後的日子》和《深入安隆汶紅色高棉基地》。我兩次到現場旁聽國際法庭審判紅色高棉領導人。我後來從中國官方媒體獲悉當年紅色高棉與中國領導人互訪的消息。也得悉最高領導人十分讚賞波氏的言論。我在紅色高棉統治的農村生活整整十年所見所聞，中國對紅色高棉的無私援助從人力到物力十分巨大等等，說明當年小李說的不是沒道理；
三，我當年在「湘園」工作是為了生活、養家，與同事爭論政治是非改變不了國際政治格局，反而傷了感情；
四，「滴水之恩，湧泉以報」。小李是「無親無故有熱情，盡心盡力無計論」，我卻是「學無所成猶頑固，不知感恩反討厭」。很可惜，我不知小李的全名，否則我會在報章登「尋人啟事」的廣告，向他真誠道歉。三十多年過去，「湘園」、「小李」誰記得？
第六悔 ：邱明老師
我於一九六零年從中國來到柬埔寨，次年在金邊民生學校唸初中一年級。學科有語文、算術、柬文、歷史、地理、英文、動物、音樂、體育等。前三科是重要科，學年大考如果有兩科重要科不及格就要補考，如果再加一科非重要科不及格就直接留級。我對柬文完全陌生，因為沒上六年級，算術也不及格，加上我很自卑，唱歌好像唸書，音樂也不及格，故留級了。
留級期間，我在金邊當童工，也曾在父母勸說下在窮鄉下教書四個多月。父親便以「孩子當過教師」為由，請在民生學校的友人─楊傳道老師向校委會說情，讓我升讀初中二，民生校委會破例給我試讀。
我的班主任和語文老師是邱明。邱老師很重視作文。他說，來讀書就是來學寫文章。
三八婦女節快到了，他要求我們寫《婦女節感言》。這種題材和用詞正是我在中國耳熟能詳。邱老師閱讀後，在班裡大加讚揚，我高興得臉紅耳赤心跳快。
回憶我在家鄉潮州的語文老師在講解或平時談話中時常引用成語，而不特意解釋該成語，如「無微不至」、「數一數二」等等，讓學生自悟。所以我的作文成績好。
為了進一步提高同學們的寫作水平，邱明老師選出學習組長和我組成寫作班子：每週從同學們的作文中選出最好的文章，加上我和他各寫一篇，用大字報貼在課室的牆壁上給全體同學參考、學習。這樣，我就更加努力寫作。可惜，我寫的多數是小資產階級趣味，學習組長的文章是歌頌社會主義祖國和偉大領袖毛主席。他向邱老師反映，邱老師便把我換掉，另找同學代替。
我有些慚愧，但繼續認真寫作。想必越寫越好吧？邱老師繼續讚揚我，他多次要我站在講台，面向全班同學唸我的文章或詩歌，我又緊張又興奮。過後有同學埋怨我唸得太小聲，坐後排的聽不到。
有一次，邱老師要我們自選題材寫詩。這首詩不完全記起，大概也相差不遠：
我站在湄公河畔
眺望遙遠的東方
越過山山水水
天空下有我親愛的祖國
還有我美麗的故鄉潮州
人字形的大雁向那兒飛
白雲也向那兒飄
大雁啊
請幫我問候故鄉的親人
和我親愛的老師同學
白雲啊
請帶上我對祖國的摯愛
和家鄉的思戀
年終大考時，我的柬文零分、代數、音樂兩分，物理課四分，其他全部三分。至於語文，邱明老師說：「你不用考試，我給你最高的五分。」但無濟於事，我再次留級。
語文在我人生中發揮很大作用：我把曲折的人生和廣泛的生活經驗與許許多多讀者交流。我看懂中醫古籍，自學中醫，中醫成為我的職業並服務於社會。其他學科如代數、地理、歷史、動物、物理等等都可從電腦或工具書輕易查到，幾乎「不勞無獲」。寫作就要發揮自己的思維和表達能力。
邱老師說過：「要寫好文章，一定要多閱讀課外書。」我那時愛看武俠小說、當代文學，香港雜誌、毛著作，除《西遊記》之外的三大名著等。閱讀後寫感想、心得，可大大提高寫作水平。再用自由思想、獨立精神加以理解或批判，寫作就會更上一層樓。
我寫的體裁和題材多，但除了揭露紅色高棉罪行的題材為一些大眾傳媒轉載，也出版了幾本書，絕大多數文章當作孤芳自賞或僅發送在小小的朋友圈。有這些小成績，一是在中國唸書時的基礎，二是在柬埔寨邱明老師的鼓勵。
語文「一枝獨秀」不能改變同學們對我總體的印象，因為我其他科目的成績太差了。絕大多數同學對我避之則吉，這加重我的自卑。留級後，我不敢見同學，連校門都不敢踏入。我後來偶爾遇到同學，開口就是「我記得你是留級生。」這不能怪他，因為全班唯一留級生，全校唯一兩次試讀生，兩次留級生，非我莫屬。
百無是處，有一可取。邱明老師不僅對我的語文大加鼓勵，也多少幫我挽回一些面子。
我移民美國四十多年，共到法國巴黎旅遊四次。十三區，是我每次必到之處，卻不知道邱明老師就住在十三區。多年後，我第二次到巴黎，卻聽到有關邱明老師一些負面傳言：柬埔寨抗戰時期，他到解放區不到一年就因吃不了苦，背離初衷逃去越南，還有一些關於他的品德、生活作風問題，概括起來，他很投機。我於是打消拜訪他的念頭。
十多年前，我在美國突然收到邱明老師從法國巴黎給我寄來一封信，信中除了略談別後的變化，師生感情，就是談他對拙著《紅色漩渦》的感想：「寫得很好，最後一章更精彩。」邱明老師如何得知我的地址？怎麼知道《紅色漩渦》一書的筆名是我？我給他寫了回信並問起此事。邱老師覆信，回答是從洛杉磯前柬國老朋友處借到，從中也知道是我寫的。他的來信附有三張相片：他個人站在加拿大冰天雪地之中(他的胞弟住在加拿大)；他多年前來到洛杉磯與多位老朋友在餐廳相聚以及他與同樣的老朋友在另一場合的合照。
1998年，邱老師再次到加拿大，順便到紐約拜訪朋友。他在紐約給我電話，說很快要來費城相見。很可惜，啟程的前一天，他接到法國家人的緊急電話要他趕緊回去巴黎。師生失去見面機會。同年6月25日，邱老師從巴黎給我寄來他的詩詞散文選《萍蹤縱歌》。他的散文多是對越南抗法時期的回憶、個人的生涯。他的詩詞透露對歷史的反思和故鄉的熱愛。下面是其中的三首：
《懷念》
故人別離飛澳洲，幾載音絕使人愁。
何日回歸相聚首，夕陽西下獨登樓。
《教子》
地上香花不常開，人間美景無永在。
勤奮須趕青少年，莫等白首空悲哀。
《尋根》
中華文化世間揚，識取風物配胡羌。
落地生根還思本，隔洲猶唱愛國腔。
四年前我經巴黎前往瑞典準備兩天後參加郵輪旅遊，事前給他打了電話，可惜年近九十的邱老師耳朵已失聰，記憶力也差。到了巴黎，我在電話中向他問候。黃惠芬師母在電話中說：「邱老師已認不出人、記不起事了。」既然如此，見面也無意義，時間也不多，就沒有上他家拜訪。我下面這首詩也無法獻給他：
《師生誼》
天涯一別五十年，有幸相會在巴黎。
猶記啟蒙多勵志，師生情緣回當時。
然而，我實不應該錯過拜見恩師的機會，我很遺憾。五十年前邱明老師對我特別照顧，鼓勵有加，到了西方世界，幾十年過去，邱老師不但記得我這個學生，還主動與我聯繫：信件、照片、大作、電話。作為老師，還要屈尊前來費城見學生。我人已到巴黎，近在咫尺，卻一次因僅憑道聽途說有關他的負面消息，一次因他年老失憶而放棄拜訪。這違背尊師重道的傳統美德。常人還注重「禮尚往來」，何況是師長？即使邱老師真有某方面缺失，也不應視為陌路，不應妨礙學生對恩師的感念、感恩。如果有一次見面，憶往、觀今、交流、那是多麼寶貴的時刻啊！人老失智，更應給予同情，慰問家人，不可成為拒絕拜訪的理由。邱明老師已去世三年，我也抱憾至今。
(2025.06.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