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死一生，意指經歷重重危難，多次死裡逃生。凡經過紅色高棉的血腥統治，基本都是「九死一生」，非具體指「九次」死裡逃生。但對我來說，十死一生，是事實的具體數字。同樣經過紅色高棉統治，我還多了地主出身的「原罪」，柬共上台前，又提早五年到農村經歷戰爭，在飛機炸彈、槍林彈雨中逃命，後來又死裡逃生抵達泰國難民營。確是步步驚魂，提心吊膽。
一九五一年，「新中國」先後在各地農村掀起轟轟烈烈的鬥地主的「土地改革」運動。我的外祖父因有一些土地，在當地算是地主。運動一到，我的老叔公(外祖父的胞弟)因早年在爭祖產時吃虧，也為了表示與地主劃清界線，公報私仇，帶頭率領農會幹部抓捕我的外祖父和舅父，百般羞辱後將他倆打死，屍體埋在人來人往的土地。舅母帶著表姐和兩個表弟外逃，大表弟不幸走散，被農會四腳朝天拋下池溏活活淹死。我的外祖母每天被粗繩捆綁、拉著石磨，由農會用牛鞭鞭打屁股上山，要把她折磨到死。我的父母和姨母早兩年已外逃「過番」到柬埔寨。只有我留在外祖母身邊，我當年四歲。
那天晚上，外祖母苦苦哀求看守她的的同姓前家奴悄悄把她釋放，她要揹上我逃出村子，把我送給潮安府城一戶貧窮人家。外祖母辛苦、冒險爬山過河，終於達到目的。老人家在回家路過「婆姐嶺」時，在一棵樹自縊身亡。我在名叫「陳清香」的離婚寡婦庇護下活下來。
農會幹部打聽到我的下落，每隔一段時間就成群結隊上門向養母威脅要人，明顯是要斬草除根，以絕後患。但養母堅決拒絕放人。最後一次農會幹部準備暴力搶小孩，終於驚動府城政府，出面阻止並警告。
在外祖母和養母搶救和保護下，我逃過一死。外祖母保護後代血脈傳承，維護人倫至聖；養母體現母性偉大，恩逾慈母。
一九七零年，柬埔寨抗美戰爭爆發，為了逃兵役，我隻身到東南區波羅勉省「花生島」的農村求生。「花生島」是前線，與金邊朗諾駐軍的「石角山」距離五公里，越共軍隊時有前往埋伏、襲擊，朗諾和南越阮文紹軍隊在美國空軍配合下常前來掃蕩。一九七二年旱季，在一次雙方交火後的次日清晨，繼一輪飛機偵察和轟炸後，南越阮文紹軍隊攻入「花生島」村，四面包圍，越共消失無蹤，可憐村民無路可逃，全都躲進防空洞，瑟瑟發抖。
南越軍佔領全村，向周圍樹林輪番掃射，再逐戶逐家掠奪一番，最後向每個防空壕喊話，要人們走出來。大多數村民舉手投降走出坑洞，被敲打、威脅。一對六十多歲夫婦，在洞裡渾身發抖，不敢出聲，結果挨了手榴彈，冤死了。
我躲在村外、靠近空曠田野的叢林下、越共留下的防空壕裡，望到飛機向田野轟炸，掀起陣陣硝煙。南越軍不敢進入樹林，但撤退前，向叢林亂槍掃射，一顆子彈落在洞裡，冒著煙，急速旋轉。我逃過二死。
我後來轉移到十公里外的菩提村，和三位朋友合做小生意。當地柬共政權視做生意為階級敵人。七三年底，其公安人員在先後逮捕兩位華人小販之後，我們四個人成為下個目標，但何時出逃？逃到何處？先前被捕的兩個人也沒證實生死，出逃必損失存貨，日後如何過活等等。正在猶豫不決，那天黃昏，一位與公安有來往、姓名魏兆雄的友人騎摩托車緊急給我拋來一小紙團，寫著「越快越好」四個字。吃過晚餐，我說服另三個人緊急行動，精簡行裝，於凌晨兩點左右，留下吊床和蚊帳，擺了空城計，各騎單車，每隔十分鐘先後出走。四個人在第二個鄉集合，再馬不停蹄直奔四十公里外的越南邊境「大隆村」。後來一位菩提村、名叫李琳的青年找到我們，說，該批公安於清晨七時衝進我們的小竹屋，撲空了。但他們並不放棄，一路追尋。因為柬共組織命令十分嚴厲，完不成任務要承擔嚴重後果。他們甚至持槍進入「大隆村」。我們躲在名叫陳川朋友位於田野中間的小茅屋。幾天後，名叫馬增光和劉姓友人各用摩托車把我們送到數百公里外的東北區，徹底擺脫公安的追捕。小紙團，提早五小時，撿了命。
一九七六年四月，柬共上台的次年，宣佈黨的成立，公佈「憲法」，總書記是波爾布特，西哈努克親王辭職，清查階級隊伍。過勞、飢餓、缺醫缺藥，全國進入至暗年代。我當時生活在東北的桔井省與磅針省交界、湄公河西岸名叫「枳敦」偏僻的山村。
一天中午，勞動後休息時間，村委、小區長和一位陌生幹部帶上筆和簿子前來作階級調查。他們問我們夫婦政變前從事何種職業？家庭背景，戰爭時期做什麼？何以謀生等。內子家境確實貧窮，無話可說。我回答政變前在金邊當焊接工人。三人有些懷疑，問我真的會焊接嗎？我說，有設備就可以。又問我：「每天工資多少？」我如實說每天七十元，每月兩千多元。三人都睜大眼睛，不知道要把我區分為哪個階級。在農村，每天收入七十元是個天文數字。高棉農民每年的農作物收成後大多低價賣給華人商家，或與華人以物易物作交易。農民家中沒有多少存款，有糧無錢。
階級調查結束後，有大批城市移民和華僑陸續失蹤，後來證實被殺害。其中有我認識的前金邊西醫生陳錦源全家三代老少和近親十六人。過後，仍陸續有人失蹤，可能是處死「漏網之魚」。我算是資產階級還是工人階級？如果是前者，死的是全家三口啊！柬共從來認為華僑都是資本家，連中國援柬專家也這麼說。柬共有句「名言」：「多一人不如少一人。」我相信我是暫時活命，留待觀察我的勞動表現再作決定。我於是拼命勞動，甘當牛馬，逃過第四劫。
一次，我半夜冒雨偷去釣魚，回到屋裡殺魚時，從高腳屋掉下魚的內髒被幹部清晨巡查發現。柬共嚴禁私食，釣魚可能被處死。消息傳開，青年組組長張振華趕緊對村委說：「我知道那是蛇的內髒，不是魚。昨晚下雨，他從屋裡下來抓到一條蛇。」抓蛇、青蛙、癩蛤蟆，無罪。張振華救了我的命。
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柬共下台，越南軍佔領金邊。一週後，所有幹部失蹤。那天清晨，我當機立斷，帶上妻小、挑上衣物、小鍋，率先走出「枳敦」村。後面有大批人陸續而來，浩浩蕩蕩，都朝向湄公河岸走。此時，有人追上來告訴我：「你很幸運，枳敦原村民回到村子，發現他們的傳家之寶沒了，到處詢問，持著刀棍，要把你和紹宗砍死呢！現在人這麼多，他們不敢來了。你命真夠大。」
原來，原枳敦村的高棉村民都被派到三公里外的勞動前線開荒，留下產婦、孕婦、老弱、幼兒等一百多人，在村委夫婦帶領下，從事本村的田間種植。內子是產婦，在廚房做炊事。金邊移民紹宗有一老一小，他和我負責廚房的挑水和柴薪工作。我倆每天駕牛車到樹林中找枯枝、樹幹，再運到廚房。後來，紹宗發現村裡無人居住的高腳屋後面都有一到兩根粗大又堅硬的紅木，便來了主意：用大鋸子鋸斷再劈開，現成柴薪，省時省力。省下時間躲在屋裡睡大覺。
原來，這些粗大的紅木竟是村民的無價傳家之寶：防水耐燃，歷數百年也不蛀，是每間高腳屋的中心主柱，他們從十多、二十多公里外的深山密林尋找這種高聳入雲，其生長期數百年，質地堅硬、極其珍貴的紫檀屬紅樹木，作為日後重建高腳屋的主柱、主幹。他們辛苦將砍倒後，長時間細心、耐心削去外層，留下實心軀幹，再用牛車辛辛苦苦運載回來。期間餐風露宿，不知多少天日，如今卻被我們輕而易舉當作柴火燒。他們打聽到是我和紹宗所為，個個怒火衝天，要追殺我們，被我們逃脫了。
但請村民息怒，你們枳敦村外的樹林中，埋的多是華僑，全國數十萬華僑白死，活著的也傾家蕩產，誰來伸冤？若無紅色高棉，我們也不會到貴村去。如今，你們有家可歸，田園依舊，我們繼續逃亡，生死難料。你們當中有不少人當初也相信紅色高棉的宣傳，參與欺壓華僑，甚至因小事向紅高棉幹部打小報告，害死多少華僑？血淚斑斑啊！
七九年下旬，我一家到越南投靠姨母。生活艱辛，非法居留，前途茫茫。姨母告訴我：我的父母生前在金邊屋內的地下埋藏許多黃金，如能挖出帶到越南，可作為出海逃亡或雇人偷渡去泰國的費用。高棉兵荒馬亂，禍福難料，但不冒險便無出路。我最終和表弟同行，雇有小船的鄰居一起冒險重返金邊，以挖出父母一生辛苦積蓄的黃金。
一切順利。但小船在返回越南的湄公河邊界村被哨兵發現，一行多人被押上岸。北越軍官逐一審問我們，把精通越語的人釋放，我被拘留。我的越、柬語發音不純正，我又是正宗「唐人」，形象、言行舉止不像當地人，又正當中越邊境激戰，便被認為是中國間諜。一週後，十幾個士兵用船把我押送到巴南縣城，最後再押送到波羅勉省會，交給省軍區發落。
半個月後，省軍區負責人見我工作勤勞，沒證據是間諜，留下來是白吃飯，便偷偷把我釋放。我步行、請高棉人用單車運載，當天下午來到湄公河渡口，見一華婦正在靠岸的小船上，便問她：「你可以載我去越南嗎？」「可以！收取一兩黃金，送到家。」「我身上沒黃金，到家才給行嗎？」「行！但要等一位北越人阿周來到，一起出發。」原來他們是合作做秘密拉客偷渡去越南的地下生意。婦人和阿周都向我保證路上安全。
附近停泊的一艘大駁船緩慢開動，阿周不失時機發動機器，把小船開過去，再用繩索套在大駁船尾部的大鐵環上，另一頭綁在小船船頭，讓其拉著，可省汽油。忽然，我看到大船上站著十多個北越士兵，正是當初在邊界村拘留、押送我的那伙。他們看到我，用手指著我，七嘴八舌談起來。事到如今，我只好把實情告訴他倆。「原來你是越獄的！要命了！現在小船被套住，怎辦？你轉過頭，不要望他們。」阿周和婦人一路埋怨我沒事先說明，兩人擔心大船抵達邊界村會被逮捕：載人偷渡有罪，偷運間諜越境，罪加一等。我是越獄的敵國間諜，必被乾脆利落處死。
一小時後，邊界村在望。大船緩慢轉頭，小船慣性靠近大船。十幾個北越士兵走下船，在岸上列陣舉槍，大聲呼喊：「把船開過來！」阿周邊解開繩索，邊大聲回應：「我走我的路，別干涉！」「他是越獄的間諜！危險人物！你放他走，我們就開槍！」士兵們紛紛把長槍上膛，作出即刻開槍的架勢。千鈞一發，正在河岸洗澡的上百名高棉男女老少齊聲高喊：「不要開槍！不要開槍！」「佛祖顯靈，快來阻止開槍！」「我們怕見到血！怕槍聲！」「我有心髒病。」……高大的阿周擋在我面前，把背心脫下，大力摔在船上，抓胸高喊：「開槍啊！我料你們都是狗膽子！我若是怕你們，我就是狗養的！」殺氣騰騰的北越士兵不敢開槍，急步跑向內陸營地，向上級彙報情況。阿周叫華婦趕快發動機器，迅速逃離。
「只能強勢才能壓倒他們！但我們今後要繼續載人偷渡就難了。」阿周說。「我幾乎被嚇破膽！」華婦說。
夜幕降臨，小船快速順流而下。朝陽升起，安全回家。
華婦告訴我，阿周的父親是省軍區師長，北越士兵不想事情鬧大。但是如果有人朝天開槍，必定驚動四面八方的邊防軍，那就插翅難逃。畢竟當時越軍佔領柬國不到一年，戒備森嚴，越柬邊境是敏感軍事區。我想，河裡洗澡的高棉人竭盡全力大聲阻止北越士兵開槍，北越士兵有所顧慮，畢竟不想得罪當地老百姓。雙管齊下，保住我的命。
次年的八零年三月，我們帶了三歲多和五個月大的兩個女兒，經過千辛萬苦從越南逃到金邊，又逃到數百公里外的馬德望省會，再雇請兩位高棉走私者，用單車載到通往泰國的邊界。
路上逃過越南哨兵追蹤、紅色高棉殘餘部隊、柬泰兩地不同土匪，終於抵達自由高棉軍的第七營。營地到處是準備為國際紅十字會接收的柬越兩國難民和柬國內地單車走私者，加上營地士兵，共有上萬人。負責人把我們和約二十個越、柬難民集中在一間較大的空屋，提供來自泰國的紅十字會援助的簡單食物。每天被困在屋裡，不能隨便走動。自由高棉軍由親西哈努克親王的宋雙將軍領導，是反越、也反紅色高棉的親美武裝力量。
一週後的清晨，突然傳來猛烈的炮聲，不知哪方的部隊把炮彈全轟在此營地。到處烈火炎炎。人們不顧一切，在走私者的指示下向泰國方面奔跑。我們二十多人不敢逃出門，因為看守我們的那名自由高棉軍人沒出現。槍聲傳過來了，是對方的步兵攻入營地。緊急關頭，那名看守軍人突然來到，向我們咆哮：「還不快逃！敵人來了！」我們拼命奪門而出。不到一分鐘，身後的大屋中了炮彈，紅紅的火光在身後燃起。如果看守的軍人不來，或者他自顧逃命，或者我們動作慢，我們必死無疑。
第七營守軍跳進戰壕抵抗，對方炮火減弱。走私者指示人們跟著他們向第九營方向奔跑。第九營與泰境接壤，國際紅十字會常有救援車出現。對方的攻勢又加強了，畢竟第七營軍力較弱。這回人們真的身陷槍林彈雨之中，子彈在身邊呼嘯而過，我們夫婦分別抱著大小女兒，盡量低頭俯身、拼盡全力向前衝。第七營被對方攻陷，第九營出兵，對方攻勢又減弱了。我們進入第九營。我們一路不斷聽到、看到身邊有人中彈倒地哀嚎、呼叫……猛烈的大戰就在眼前。哭聲、救命聲、槍炮聲、火光、流彈鋪天蓋地。。。在此人人性命緊急關頭，一輛掛著紅十字會標誌的吉普軍車突然從泰境開出，緩慢來到人群中尋找急需救援者。司機是一名白人女青年，一路接收有幼兒、婦孺者。見到我們大小四人，內子懷裡還有嚇得不斷大哭的女嬰，趕緊停下車，叫我們上車，還坐在她駕駛的副座，不停安慰。我們四人都大哭，車上的人全都號啕大哭……紅十字會救援車在如臨大敵的泰國邊防軍俯視下安然進入泰境。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六日，我們結束一年四個月的難民身份，從泰國移民美國。雖然人地生疏、語言不通，無一技之長，身無分文，畢竟來到永遠的避風港。萬萬沒想到，人生已經過八次死里逃生，在美國又兩次與死神擦身而過。
一九八六年初，我們在原高棉老鄉介紹下從紐約搬到費城，在貧窮落後、治安惡劣的黑人區經營夜間外賣餐飲長達十二年。當年經營此行業者，原高棉華人佔九成以上：房地產便宜，本錢少，廚藝要求不高，吃睡都在自家餐館，減少生活開銷等。入夜，所有的餐飲業都關門，剩下我們外賣中餐館，穩賺不賠，是初來乍到、沒本事者必經之路。
我們首次經營的外賣餐館位於西費城六十街。每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從下午營業到半夜十二點，週末做到淩晨一點，每天面對的，有良好的鄰居、上夜班者，但更多是流浪漢、毒癮、毒販，酒徒、童黨、妓女、搶匪等，有的視外賣中餐館為吸毒場所、販毒地盤，有的在此尋歡作樂、無事生非：偷盜、爭吵、丟汽水瓶、塗鴉、在接餐的小窗口吐痰、罵粗口、比拳頭、脫褲、大小便……你要是召警，他們大多能及時逃脫，過後警告我們。我們生活在防彈玻璃幕墻下，自我禁錮，時刻處於高度防備之心。出門瞻前顧後、提心吊膽。因為他們在暗處，我們在明處。
同行通過電話交流，我獲悉經營此行業者，竟全是在虎口謀生：每家外賣中餐館百分百遲早必被壞人夜里闖入盜竊，鬧事是家常便飯，鬥狠是自傷、送命，彼此積恨成仇。打烊出去關門或打掃門面，會被歹徒伏擊等等。我還聽到兩家中餐館淩晨被歹徒反鎖住大門再放火燃燒。歹徒行兇作惡，五花八門。四十三街一家來自柬國馬德望省的中餐館六十多歲老板，因受不了童黨的搗亂，開門出去驅趕，被其中一個少年開槍打死，逃過柬共槍口，卻死在費城少年槍下。在西北區，一中餐館老板晚上出去關門、打掃，被人開槍打死。因為接近我後來經營的餐館，我前去了解，只見妻小老母在樓梯口燃香拜祭哭泣，原來死者是來自深圳的原公安人員。他帶上一家人，懷著美國夢，卻在黑人區遭到殺害。人死了、無法經營，店又賣不出。靠近唐人街名叫「鑽石」餐館，也是高棉老鄉經營，半夜被槍匪闖入，全家人被當作人質威脅。警察召來直升機，特種部隊沖進餐館救人；一家高棉人開的啤酒零售店，因長期與歹徒爭執，也在門口被槍殺。啤酒店長年關門，其家人何去何從？
近三百家外賣中餐館，隱藏著多少匪夷所思、驚心動魄的血淚故事？
為了尋找新環境，我先後轉手換了三家餐館，情況更加惡劣。歹徒要欺負新人，試探我們的應變能力。我們經營的第三家餐館，歹徒瞄準一次深夜，從後門破窗而入，搬走多箱香煙；一位黑人婦女無理取鬧後，跨出店門口，撿來一塊石頭，向我們店的外墻狂砸，我出去驅趕，與她搏鬥。那是我人生唯一一次與人打架。
我後來在報紙上看到一則廣告：在鄰近熱鬧的大道附近，有一家剛剛裝修、尚未開張的中餐館，兩層樓、地下室、車庫等等，全新設備和房地產只賣八萬五千美元。位於十字路口轉角，周圍街道乾凈，地區清靜，是高尚黑人區。
手續辦妥，準備開張，門縫塞進一封信，嚴重警告：此餐館是非法的，絕對不能開張，否則有嚴重後果。我的律師保證手續合法，有市政府證明。對方再來一信：全體社區居民強烈反對任何人在此開中餐館：做夜間餐飲業，壞人聚集，惡劣治安，街道淩亂等等。當然地產也將大跌。我們要是不聽警告，開張首日，必遭遇全社區居民示威抗議，結局還是關門，我們必損失慘重，後悔太遲等。署名是兩位副區長的名字。我們不甘心損失，硬著頭皮開張，果然遇到示威，場面失控，驚動警察、便衣。
我們冒險開張，示威退卻，但沒生意。大批青少年每天早晚、肆無忌憚來故意破壞：用滅火器噴射、糞便塗鴉，倒沙土等等。也有用石頭砸爛樓上玻璃窗，用鐵絲塞住店門鎖匙孔、趕走送貨汽車，偶爾見面眼露兇光或怒罵，四鄰都視我為敵。
一天深夜，我和夥記「阿弟」打烊後在店里清洗，兩個蒙面的高大黑人突然從後門闖入，各用手槍指著我們的頭部，準備開槍。「阿弟」嚇得渾身發抖，大聲求饒：「什麼都可做，不要開槍！不要開槍！」槍匪拉扯他脖子上的項鏈，搜出他褲子的錢包，大吼：「臥下，不可動！一動就開槍！」我們面向地板躺下，紋絲不敢動，任由槍匪盡情搜刮……。槍匪得手走了。我們報警，警察告訴我們，槍匪可能就在鄰近，他們瞄準我們打烊時間，乘虛而入。
槍匪要是開槍，深更半夜，門戶已鎖，街道無人，難以破案，社區的警告果然應驗，達到目的。「阿弟」拼命求饒，槍匪一念之間改變殺人意圖。最後，我被逼以超低價出售該餐館。
接著，我們跟著「潮流」賣掉餐館，改行啤酒零售店，花同樣時間和勞力，收入更高。這間名叫“opener”啤酒店位於西北二十七街，原主人是韓國人。他晚上打烊後從後門出去上車，緊握上膛手槍。他說，你要申請合法擁槍，以策安全。我的天！這里竟像越南戰場？
我面對的是十多個販毒大漢，個別青少年，像是個黑社會團夥。他們目中無人，隨意進出，躺臥閒坐，做批發或零售販毒生意。對我生命威脅最大有三人：出入後門小巷的十七歲少年、假裝殘疾的青年、販毒頭目。這少年曾拔出尖刀當面警告我：「你總是驅趕我，有一天我會送你去醫院。」假殘疾人曾把我的汽車六面玻璃全部砸爛，再隔著防彈玻璃指著我的鼻子：「你報警？你隨時死在我們槍口下是輕而易舉的事！」販毒頭目向我顯示手槍：「除了我的槍，你騎單車，我也會開車撞死你。」我晚上不敢回家，獨自睡在破舊的樓上。睡前環顧四周，報警電話緊貼身。警察曾對我說：「你最好到別處開店，我們也省事。」
我未受傷害，上述三人已全落個悲慘下場：一天淩晨兩點，少年在店外因搶劫路人，在背後被路人開槍殺死；假殘疾人後來因黑吃黑被人開槍，成了「真殘疾人」，他將一輩子坐輪椅；毒販頭目因強奸婦女被判坐牢十年。
雖然三個對我威脅最大者都沒好下場，但那群人還在，威脅未減，我怎能抱著僥幸之心、拿性命當賭注？人生有漫長歲月，有家庭子女，要大有作為，絕不認命。我賣掉啤酒店，於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在唐人街租下目前經營近三十年的「長壽堂藥材店」。從此徹底改變命運：人生有意義，生活幸福，花好月圓。
回想前半生，十死一生：中國一次，戰爭期間一次，紅色高棉四次，柬越和柬泰邊境各一次，美國兩次。救我之人，除了外祖母，都是無親無故，平凡之人：潮州養母、魏兆雄、張振華、阿周、湄公河上百名高棉村民、紅十字會救援車司機、「阿弟」等。這反映當時歷史：暴政、戰亂，以及美國嚴重的社會治安問題。
時代在改變，印支三國已走向和平，費城黑人區治安已大大改善。
我幾乎每次在看似「必死」的關頭，冥冥中似有天佑、神助，因果報應。歷盡苦難，必有善良之心：赤腳醫生、助人為樂，有恩必報，飲水思源。我憑仗自學與愛好，以中醫服務社會、公開所有驗方；畢生著書為文控訴柬共滔天大罪、揭露真相，宣傳中華傳統文化；以體育運動強壯身體，為子孫樹立榜樣，不虛此生。
(2026年7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