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發達，國家拉近，地球縮小，人們把地球形容為一個村子，人類共同生活在一個小村裡，彼此生死與共，便有「地球村」之說。
地球有高山峻嶺、汪洋大海，浩瀚森林，無垠沙漠，將之形容為村子，太小了。人口七十多億，近兩百國，壁壘森嚴，明爭暗鬥，戰爭四起，各行其是，分明不是小村子。
國家有大、中、小、強、弱，各有優勢或長處。但率先出現「東大」之說，未聞「西大」、「南大」和「北大」，更有「弱小就要挨打」，「弱國無外交」之斷言。似乎大必強，小必弱。
如此看來，柬埔寨面積約十八萬平方公里，半個多世紀前，人口只有七百萬，屬於「東小」。華僑近六十萬，也無足輕重，其中大約有兩千名熱血極左者，響應毛主席號召，借著抗美戰爭之機會，支持世界革命，為實現共產主義偉大理想，忘記祖輩漂洋過海逃生求存的初心，離開至親，背離家庭，走上捨生忘死、誓要死得「重於泰山」之路。歲月久遠，又弱又小又少，何況還有「歷史已謝幕」之說，可憐他們全都不是流落四方，就是白死了，不但被拋棄，也羞於啟齒了。
所謂兩千人，指從秘密到公開的「華僑革命運動」有八百多人，留在白區搞地下工作的近百人，另有約一千多人是直接參加紅色高棉組織。
《印支華人滄桑歲月》和《穿越柬埔寨戰爭的歲月》兩書中披露，柬埔寨「華運」領導層，是早年來自印支抗法時期的越南華人革命老幹部，從祖國派來、或在柬國發展出來。高山是公開的最高領導，來自「東大」；郭明來自越南，先後具有越中黨員身份，才是真正最高領導。華運有五個常委，除了郭明，負責東北大區是高山，東南大區是史丹青，西北是陳聲，西南是李琳。另有多位特委，其中有前《棉華日報》記者周德高、柬華農場場長文敬田。大區以下的多個中區各有一位領導，東南中區的領導是前柴楨市校長葉舟。中區下面是小區，華運基層的幹部，絕大多數是原華校校長、主任。除了周德高，其他人是化名。
郭明從不公開露面，他活躍於越柬兩國解放區。抗法時期，他曾與黎筍等越南高層革命者並肩戰鬥，藏身於同一個戰壕。越南排華時，他沒受牽連，還通過越共中央擔保一兩位華運幹部出獄。
一九七一年六月，史丹青到東南二十四區視察，在一次對華運人員講話中透露，「華運」有四十年歷史。前身是越南的印支僑黨，中柬建交後，由祖國駐柬領事領導，其任務是在僑社中從事愛國教育，宣傳毛思想。戰爭爆發，「華運」接受指示，發動群眾投奔解放區，支持後方建設，宣傳抗戰。具體工作是華文教學和當赤腳醫生，也為高棉農民服務、發展黨團組織。以「社員」之稱謂代替「黨員」，「隊員」代替「團員」。
西哈努克親王執政時期，華社在「文革」時期成為「滿天紅」：華文報章成了海外《人民日報》，社團是極左團體，學校是培養革命接班人基地。學習毛主席著作成為潮流。其聲勢超過印尼和緬甸排華前的年代。這全是「華運」「功績」。
上述最高領導層中，郭明、周德高、史丹青、文敬田等多人後來的立場、人生觀已全然相反。十多年前，五位前華運領導核心從遠地搭機前往在新墨西哥州文敬田家裡聚會，對過去的極左作為、害人害己作深刻檢討、反省。在洛杉磯，絕大多數前華運人員也完全改變立場，悔不當初。郭明於一九六八年回國，回歸組織，但後來脫離組織，移民澳洲，還加入輪子功。有人說他從一個極端到另一極端，有人誇獎他頂天立地。大概二十年前，他到美國探望老友，親口對我說：「我們不該被利用。」
史丹青在給我的信中說：「我們當年害了多少年青人！」他為拙著《紅色漩渦》寫了前言和後語。文敬田為《紅色漩渦》提供寶貴資料，並寫下「此書的出版，我比你還高興」的留言。因組織關係，在紅色高棉時期通過特殊渠道回國的還有周德高和高山。周德高後來通過香港移民美國，他竟然是駐柬地下情報員。他後來出版一本書自揭身份，敘述其過程。五人中只有陳聲仍然立場堅定。他在越南坐牢十年，移居加拿大時，因護照被越南當局蓋上「特殊政治人物」字樣，被限制十年內不得出國。二零零六年，我前往加拿大，他為我這個後輩做了許多「愛國思想」工作。高山回國後住在廣州，享受處長級待遇。李琳，作為前柬國最大華文報章《棉華日報》社長，一生貢獻於越南和柬埔寨的老革命，也在越南坐牢十年，移民德國後成了革命棄兒，郁郁而終。五個常委，除了高山，四個移民西方。「革命」立場方面，兩個「叛變」，一個堅定，一個隨境而安，一個固守空門。
「華運」領導層中，有一位移民澳洲的前民生中學林老師，在紅區改名「紅衛」。他是堅定的「紅色捍衛者」，夫婦倆投奔紅區前，把一對小兒女留給金邊的老雙親撫養。紅色高棉下台後，老少四人全都沒有音訊，至今膝下空虛。我曾與他同住一處，有長年交往。未聞他對失去子女有何痛心、後悔，反而一如既往不斷對我進行「思想教育」。一九七九年，他在逃難路上對我說：「現在柬埔寨從階級鬥爭轉入民族解放戰爭。將來取得抗越勝利，又要進行階級鬥爭。」在大飢荒歲月，許多人已不再閱讀毛著，他是唯一例外。新冠肺炎期間，他在墨爾本給我發來微信說：「政府分給的食物、用品太多了，吃不完，用不完。真不好意思。」
儘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有人仍然對人性、親情、文明、中華傳統文化嗤之以鼻。
下面敘述眾多華運血淚斑斑「小人物」中的十位。真人實事、有代表性、震撼性、親人牽掛、有冤難伸。要公平正義，就不能遺棄「小民」。他們在遭害之前，必是竭力吶喊「冤枉啊！冤枉啊！」
一，高傑
東北省會桔井市中山學校體育老師。他長得英俊、形象開朗，中柬文俱佳，精明幹練。一九七二年中國國慶，他在學校一間課室高唱「延邊人民熱愛毛主席」。歌聲嘹亮，清脆悅耳，感情豐富，充滿感染力，全場近百人，人人喝彩。那年，紅色高棉政權為強迫華僑種田，嚴禁米谷賣買，「華運」不知如何在距離市區二十多公里的農村購買三大麻袋白米，我和高傑、吳世清被分配騎單車前去運來。路上有一個紅色高棉哨站，三個哨兵遠遠持槍守住大路盯著我們。高傑悄聲吩咐我們不要開口，更不能說中國話，由他前去應付。只見他大方走向哨兵，點頭哈腰之後，逐一給他們送上一根香煙，再說一些得體、討好的話，嚴陣以待的哨兵居然放過我們。
我當年來自東南農村，和吳世清被分配前來向原中華醫院大醫生學習西醫，課餘時間從事種植勞動。有僑胞借出一塊地，我和高、吳兩人前往開墾。高傑自始至終幹勁十足，揮鋤有力，連續多個鐘頭，毫無疲態。我們兩人雖也年輕力壯，卻已精疲力竭，真是汗顏。我相信他是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指導行動。
我也多次見到他和當地青年蹲在地上「談心」。在戰爭年代的革命大潮中，「談心」當然是「思想教育」。
他是華運青年典範，東北區華運人員幾乎無人不曉，人們都親切叫他「小高」。我自認思想落後，自慚形穢，只問過他的年齡，他說：「二十七歲。」
且說華運進區後，各區先後被紅色高棉取締，西南最早發生大逮捕事件，形勢緊張。為了自保，各區先後被逼宣佈自行解散。事關重大，必須回國請示，為集體尋找出路。由高山、文敬田、一位女醫生和勤務員高傑四人，於一九七三年底出發，經老撾邊境、北越「胡志明小道」，歷經艱險、爬山涉水，大半年後回來，卻沒有向集體彙報，祖國怎樣處理華運的事？幾百人何去何從？原來，國內的指示是：「立足當地，參加到柬共隊伍中去。不能一哄而散。」兩位領導認為國內組織脫離實際，加入紅色高棉等於送死。故此不敢把指示下達，但高傑對此十分不滿，認為他倆隱瞞祖國的指示。他自作決定，毅然自行離開「華運」，主動參加紅色高棉隊伍。從那時起，我們再也沒有他的消息。直到有一天，突然聽說他死了！一個躊躇滿志、活力四射的年輕人死了！消息很快傳開，人們在深深痛惜之餘，不知其因。直到《走過柬埔寨戰爭年代》一書，我才知道他在紅色高棉隊伍中，因過勞和飢餓，砍伐一棵木瓜樹，挖取內層的肉質生吃，中毒面死。
二，「海燕」和林陽
一九七二年初，史丹青來到東南區，向我們報告一個不幸消息；中部地區磅針省兩位風華正茂的同袍犧牲了。是年近三十的「海燕」和四十歲的林陽。林陽原名林向東，是我在金邊上中學時的體育老師。他個子略矮，體格健壯，為人隨和，做事踏實，說話帶笑。「海燕」是溫文爾雅、儀表堂堂的美男子。他才華橫溢，中、柬文程度高，熟悉高棉習俗，還是個翻譯家、歌唱家。他在西南區是文工團成員，能用中、柬文作詞作曲，隨時隨地即興高歌。
政變初期，有如此條件的「高棉通」，加上紅色思想的氛圍，參加紅色高棉順理成章。「海燕」為紅色高棉廣播電台創作了多首抗戰歌曲。大概半年後，他離開紅色高棉，加入「華運」，可能覺得華運容易相處，紅色高棉初期管理也不太嚴峻，否則，脫隊的罪名極其嚴重。
西南區華運隊伍流行一首歌：「海外華僑熱愛毛主席」：「把湄公河的水化成墨，也寫不完對毛主席的恩情；砍完高棉的竹子做成筆，也寫不完對毛主席的熱愛。湄河水啊！高棉的竹……海外華僑熱愛您！」，未確定是海燕所創作，但「心向北京」的作詞作曲是海燕：「榴蓮甜 椰子香 第二故鄉……我們心向北京……」
「海燕」被調配到磅針省成東縣城教書，也在附近農場種植。那天中午，他和林陽各騎摩托車、車上各載一人從學校出發到農場去。兩架敵機從上空掠過，附近沒有樹林或草叢。敵人可能認為，騎摩托車是來頭不小，因此，飛機轉回頭，就在兩架摩托車上空丟下炸彈。四個人只有一個及時跳車滾到路下田徑保住生命，他倆和機車上的僑青被炸死。過後，朋友們到現場收屍，三個人被炸得屍骨無存，路面是血肉漿，收拾起來不夠一盆。有些破碎的衣褲掛在樹叉上。
正當青壯，大有作為，心懷家國，兩人的犧牲，即使不是戰爭，未來對柬華文化交流、中柬友誼，也是重大損失。
三，張德祥
上世紀六十年代在磅針市培華中學擔任校長多年的五十多歲張德祥，戰爭爆發後，他到數十公里外的川龍市中華學校任校長。一九七一年，我在前往桔井市時路經川龍，停留數天。那天聽說張校長在課室排練話劇「朗諾政變」，便前往觀賞。
只見校長在現場指揮、教導多名青年分別扮演美國大使、朗諾將軍和施里馬達親王等人謀政變的過程：各種禮儀、姿態、對話……扮演美國大使是一位三十多歲高個子、皮膚白哲的黃性青年。他過去是我在金邊時的籃球對手。
張校長還自編、排練歌舞，準備節慶之日在解放區演出。
世事紛紛，走南闖北。十多年後，突然得悉驚人消息：在越南最大的監獄「志和監獄」坐了十年大牢的張校長，被釋放出來後，和家人一起在越南「新經濟區」「勞動改造」期間，得到在新西蘭親人擔保，準備出國期間的一個凌晨，用粗鐵絲上吊自縊了。
獲得自由，準備出國，大好機會，為何反而尋短見？沒有遺囑，家人也守口如瓶。是否張校長個性剛烈，文人風骨，「士可殺不可辱」？
「華運」解散，祖國無情、無義、無信，成了棄兒；革命成功，坐了十年冤獄，還要「勞動改造」，革命者成了罪犯，極盡羞辱，最後是向資本主義投降，對赤膽忠心的革命者，確是「奇恥大辱」，唯有以死明志！義薄雲天！
四，張培國
張培國是「華運」在金邊的地下工作者，為解放區收集情報，秘密而危險。七零年三月，金邊政變後，四十多歲的海南人張培國憑著大商人的特殊身份，「勾結」多位朗諾高官，並身體力行支持軍事政變集團，贏得朗諾政權的信任，有特殊證件，可自由行動。
「華運」解散，處境艱難。他多次通過秘密管道向「華運」輸送西藥、日用必需品。七一年中，他帶著一批西藥和資金親自前往位於磅士碑(實居)省奧拉縣的奧蘭(烏廊)山華運機關。奧蘭山是柬國最高峰，海拔近兩千米，四周荒涼，是著名的瘧疾區，先後有越共和柬共軍隊駐扎，距金邊只有四十五公里，瀕臨前線的後方。張來到後，不久就患上瘧疾，華運醫務人員幫他打針，因打針處受到化膿性感染，傷口發炎嚴重，條件和醫療水平差，大家束手無策。局勢緊張，敵機偵察、敵軍掃蕩，紅色高棉又可能隨時對「華運」追捕，多面受敵，大伙緊急撤退，留下兩個醫務人員，準備把張培國送到高棉農民家裡。但來不及了。張培國被遺棄，孤獨而死。
十多年後，定居美國的張的妻子兩次從美國回到金邊打聽丈夫下落無果，後來從香港的前「華運」領導得悉丈夫死於奧蘭山，並被告知詳情可到金邊尋找當年曾住在奧蘭山的小何。年過八十的妻子隨即來到金邊。小何義不容辭，親自開車把張妻送到奧蘭山下，再爬山到半山腰。張妻一路向他訴苦：苦等丈夫數十年，辛苦養育兩個兒子，丈夫死了沒人通知……小何終於找到張培國住過的地點。
時過半世紀，景物全非，山民不知當年事。樹木、岩石、荒草、凄風，天地茫茫一片空。張妻苦苦哀求小何告訴她，哪塊山石下面可能埋著丈夫？讓她摸一摸也行。小何無言以對。張妻摸著一塊山石，突然情緒失控，仰望天空，嚎啕大哭……
五，小丘
她是我於一九七四年在偏僻山區「出水村」同甘共苦、年紀也是二十出頭的難友。她個子瘦小，廣府人、身體虛弱，勞動卻很積極，生活樸素，品行好，會吃苦，也是為了革命，離開家庭，投奔「解放區」。
提起小丘，人們首先想的是：她是一九六八年金邊廣肇惠中學的「抗暴女英雄」。
當年，中國「文革」思想席捲柬埔寨華社，大多數學生都受到毛澤東思想教育：打倒帝修反！鬧世界革命！為實現共產主義偉大理想奮鬥終身。
印尼、緬甸先後因「愛國華僑」支持當地革命，大搞紅色思想宣傳，危害當權者而暴發「排華」驚天慘案，死傷累累。柬國僑社的紅色意識形態宣傳，同樣威脅王國政府，西哈努克親王封閉所有華文報章，對社團、學校嚴加監視，局勢十分緊張，但激進學生要以行動表達「愛國無罪」，先後有五位在校女生在不同日子、在便衣全程跟蹤、監視下，故意進入祖國大使館。出來後，便被帶到安寧部拷問、毆打，直到遍體鱗傷。小丘是其中之一，她頑強不倔，連喊愛國口號，被毆打也最嚴重，以至身體一直虛弱、可能有內傷。儘管報紙被封，此事仍然在金邊僑社風傳。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柬共上台，局勢未安，有些人趁機逃去越南，有些到處尋找親人，人心惶惶。「華運」既解散，祖國不承認，為印支革命事業捨生忘死的前輩必須自行尋找出路—奔向越南，繼續參加革命。此事只能秘密進行。有越南革命歷史背景及其家屬，對革命有特殊表現和貢獻者也在名單之內，因此小丘「幸運」被安排跟著長輩騎上單車直奔越南。
到了越南，如何謀生？小丘與那些不識越語、舉目無親，身無分文的人一樣，衣食住行一籌莫展，極度彷徨。「老革命」向越共表明身份和意願之後，被越共「一網打盡」，全部被送到監獄，囚禁十年。最後，越共把來歷不明、華人資本家、來自高棉的難民等等，全部送到條件惡劣的「新經濟區」接受勞動改造。可想而知，小丘的處境何其艱難！倒不如留在在高棉，至少適應環境，還有朋友可互相照顧，有朝一日，可能找到父母，與家人團聚。
八一年，我們一家移民美國。絕大多數過去的老朋友陸續都有消息，彼此互相打聽小丘的下落。大概三十多年前，一位名叫「小堅」的朋友突然在費城唐人街遇到「小丘」，她身體依然瘦弱，面無表情，帶著一個五、六歲的小孩，見到老朋友也無反應，只回答「住在新澤西州」，她留下的電話號碼，小堅打了十幾次都不通，明顯是假號碼。
半個世紀過去，分佈世界的朋友一直掛念、到處尋找曾經同甘苦的小丘。可憐的她，生活？身體？家庭？親人？幾十年來怎麼熬過？她還在人間嗎？她為何如此「絕情」、自甘漂流也不念舊誼、「逃之則吉」？或者，她受到的傷害太大，外人不理解：被「反動派」毆打內傷，親人離散，到處漂泊，孑然一身，孤苦伶仃、裡外不是人，向誰訴苦？無從伸冤。所有一切，竟是「盲從革命」！
六，徐俊玉
上世紀六十年代，原貢布省會貢布市廣育學校校長徐俊玉，在紅區改名「楊光」。他的一男一女兩個孩子，也是廣育學校學生，早已加入紅色高棉。
我從東南來到中部地區湄公河西岸的「出水村」勞動，首次見到楊光佬。他端視我，問：「哪來的知識分子？」我答：「中學還沒讀完，算是知識分子嗎？」他說：「讀過書，沒從事工農業，就是知識分子。」他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再三強調：「我的生命就是革命組織。我不能離開革命組織。組織分配我做什麼工作，我一定絕對服從。」他大約六十歲，患有心臟病，不必參加體力勞動，不過他仍然很忙：幫開荒砍樹鋤草的朋友磨刀斧、修農具、做伙食，圍籬笆、釘木椅等。
他兩個兒女偶爾在大家休息的中午來探望他，對我們不屑一顧，視若無人，名叫「龍城」的朋友，曾是他倆的班長，也同樣絕不搭理。人們好奇，柬紅規定，不論任何情況，革命者談話絕對不可使用外國語言。楊光是海南人，出生中國，來自越南，也是老革命，不諳柬語。彼此如何交談？
一九七五年，紅色高棉上台兩個多月後，楊光的兒女再次來到出水村。彼此密談一陣後，楊光帶上簡單衣物，向身邊幾個人說：「再見，我跟著兒女去了。」我們估計他的兒女多次鼓動他參加紅色高棉，但在楊光心中，「華運」才是他心中的革命組織，他的兒女卻認為，「華運」不倫不類，算什麼「組織」？
楊光佬走了，大家還是掛念他。三年多以後，紅色高棉下台，楊光下落不明。多個信息渠道表明，楊光與他的一對兒女，全部死於波爾布特的黨內清洗：在柬共看來，那些不諳柬語、言行保留華人文化習慣、明顯「中國佬」的「革命」者，簡直是「廢物」、礙手礙腳又礙眼，不如乾脆利落，全部、乾淨、徹底殺掉。他的兒女，是在原柬共早期黨員張東海領導下，張東海是副總理溫威下屬，波爾布特清除黨內異見者，就要「上下級一網打盡」。
原民生學校地理老師張克達，也是從「華運」轉到紅色高棉，僥倖逃過大屠殺，逃到越南，坐牢十年後出來，透露多位參加柬紅、不諳柬語的教師，除了楊光，還有民生中學教務主任蘇振明，全都死於波爾布特之手。
養兒育女好辛苦，人未成才走錯路 ，一家四人死三口，雄心壯志入歧途。
七，郭忠
一九七一年五月，我來到東南區波羅勉省石角縣「花生島」鄉。這裡屬於二十四區，距離白區只有三公里，隔著一號公路分為南路和北路。鄉鎮是華僑，外圍是高棉農民。越共軍隊時有出沒，敵人三、五天就來掃蕩，這時我們要跟著民眾向農村逃難。
除了教學，我們也下鄉為農民扎針治病，或種植、挖防空壕等。我們的領導是原禾密縣城校長章勝。他通過翻譯員──原波羅勉省巴南市冠南學校體育老師郭忠與鄉委書記取得聯系。鄉委對在後方做華僑工作的華運組織表示歡迎，對章勝也很器重。郭忠原名李冠群，甘丹省安厝符人，他的柬語流利，口才好，工作能力強，是我們的得力助手。
一天晚上，我們逃過敵人的掃蕩後回來，章勝召集全體成員開會，發現少了郭忠。正在猜疑，郭忠突然跌跌撞撞衝進來，全身血跡，我們以為他受了傷。他說，沒事，是因為敵人掃蕩過後，他進入鄉鎮中心去搶救受傷的僑胞，衣服染了傷者的血。他氣憤地說：「敵人沒傷到我，卻被柬紅士兵毆打，打了人還理直氣壯！」原來，郭忠沒跟著我們撤退，他躲在鄉外樹叢中觀察，看到飛機向市場中心轟炸，急不可耐，看著敵機回去，便要進入鎮中心去搶救可能受傷的僑胞，被駐守的紅柬士兵大聲呵斥：「軍事禁區，不可闖入！」郭忠說：「我是華運人員，要去搶救同胞！」「任何人不可進入，危險！」「敵機已經走了，還什麼禁區？」「敵機可能再來，不可進入！」救人要緊，革命者還怕死嗎？郭忠硬要闖入，一群士兵把他圍起來，痛打一頓。直到局勢平靜。郭忠進入市場中心，背著一位渾身是血的僑胞到其家裡。
郭忠挨打，並無大礙。但他認為受辱，誓要討個公道，對方若不道歉，決不罷休。大概章勝認為郭忠為鄉委所熟悉，彼此關係良好，沒阻止郭忠去「討公道」。但鄉委不能過問軍方，事情便轉到縣委。縣委「判決」士兵處理正確，郭忠理虧。縣委進一步發現鄉委幾乎凡事都聽從「華運」，便把他調到鄰鄉當無實權的農業部主席。新的鄉委執行縣委的指示，開始為難「華運」，「華運」難以開展工作，郭忠處境難堪。章勝只好把郭忠調派到三十公里外的近知名縣「隆耕」鄉教書。
「隆耕」地處兩個縣城之間，也有幾個「華運」駐點。不久就聽說當地政權要求郭忠教學以柬文為主，中文為次，後來又要求他取消中文教學，全部教柬文。郭忠認為華僑子弟學中文天經地義，王國時期就是如此，怎麼在解放區反而不行？故此拒絕執行。地方當局把他逮捕、關押，華校也被封了。 郭忠在關押期間，不斷「據理力爭」，也多次被毆打，學生家長不敢作聲。後來，當局召開群眾大會，宣布郭忠頑固抗拒解放陣線政策，視如敵人，把他監禁。倔強的郭忠在獄中絕食抗議。絕食？更好！柬紅當局乾脆連水也不讓他喝，多天後，郭忠瘦弱的屍體被拉出來。紙包不住火，幾個月後，「隆耕」僑胞把此事傳開來。
在五年的抗戰中，二十四區華運有兩人在「掃蕩」中受傷，四人死於柬紅當局，郭忠是第一個，第二位是下面的羅銘全。
八．羅銘全
銘全與我同鄉，家在河良市，祖傳修手錶，年紀比我大三歲。他和名叫「阿典」的外地青年合作開手錶修理店，手錶零件就雇人到翁湖市購買。
且說二十四區已無容身之地，章勝到兩百公里外、湄公河岸的「靖立」鄉鎮做生意，我被調到芒果縣附近農村、原中區領導葉舟的工作點，每天騎著單車下鄉為高棉農民扎針治病，農民常送來一些糧食。一年後，華運解散的通知來到東南區，當局監視得緊，有些人被逼回到父母身邊，有的加入越南解放陣線，有的去耕種，或做小生意、到邊境走私貨物等等。我也來到與柴楨省界的「」菩提村”和李明、鎮山、陳群合股，在當地僑胞「財叔」借出的小竹屋賣雜貨。貨源是向走私者購買，後來就騎單車到越南邊境購買各種日常生活用品，再擺在屋前售賣。
農村貨物奇缺，我們為遠近民眾提供生活必須品，生意興隆。
銘全的手錶修理店也買賣手錶，生意興隆，名聞遐邇。不久，兩人發了財，各買一間屋子，也各買了一輛嶄新日本摩托車。
一天中午，天氣炎熱，路人少，修錶店準備休息時，兩個公安突然闖入，也沒廢話，當著阿典妻子的面，把阿典捆綁、帶走。
銘全不敢住在新買的屋子，修錶店也關門。夫妻倆帶著小女嬰搬到我們的小竹屋，在我們的小攤子旁，繼續做起修手錶生意。
一個月過去，阿典沒回來，人們猜測紅柬要取締「資本家」。戰爭時期，在解放區做生意賺大錢不可容忍。我們四人，每天輪流三個人到屋後的空地種蔬菜，留一人在屋前做生意。那天是七三年十二月一號，也是中午時候，屋前的大路突然出現一行七、八個公安，其中兩人走出來，進入屋裡，繞過我身後，示意銘全起身，把他反手用繩子綁住，用一條大水布從他的肩膀遮掩雙手，再用手勢示意銘全跟著他們走。他經過我身邊，用鎮定自若的眼神望著我，向我示意：不要緊張，我會沉著應付，我會平安回來。
羅銘全默默跟著公安隊伍走了，他的妻子抱著女嬰從屋後走出來，淚眼汪汪。我把銘全鎮定的眼神告訴她、安慰她。日子又過一個月，人心惶惶。僑胞們擔心下一個被捕就是我們四人。好心的財叔也警告我們要小心，不要再出門買貨，生意做小，到屋後種菜。 。 那天傍晚，菩提村原華運友人魏兆雄突然駕駛摩托車來到我們屋前，向我拋出一小紙團，疾馳而去。我拾起來一看，是四個字：「越快越好」。明顯是叫我們緊急出逃。
華僑沒有田地，經商是傳統。兆雄家的生意規模很小，加上他為人低調，也與我們斷絕來往，甚至還和公安做起「朋友」：噓寒問暖，送香煙、請喝咖啡……
那天中午，大家在喝咖啡時，一些公安無意露出口風：「明天一早就要逮捕小竹屋那四個人。」兆雄記在心裡，黃昏時刻騎著摩托車緊急給我們送來「情報」。 時間緊逼，我當晚拿出兆雄的小紙團給三位朋友看，說服大家今晚就要出逃，否則，天亮就步「阿典」和銘全的死亡之路。因為兩人被捕的日子都是每月的一號，明天正好是元旦，再遲疑就沒命了。
我們於凌晨兩點分批騎著單車順利逃到越南邊境，後來又在朋友幫助下用摩托車把我們送到遙遠的東北。(詳情見拙作《生死逃亡》)。
「阿典」和銘全永遠消失在人間。怎麼死法？無人知道。幾十年後，一位移民法國、當過菩提村柬紅的華人醫生告訴我，只見過銘全被捕後在工地勞動，以後就沒消息。他說，凡是被捕的，女的多活命，男的必死。
羅銘全為人正直，親和。在河良市已是年輕人的良師益友：如有人在日常生活、婚姻、家庭等等遇到難題，大多請教於他。與性格剛烈的郭忠不同，他雖也是「革命」者，言行絕不偏激，能屈能伸，隨機應變，這也是他臨走前給我眼神示意的原因。但是紅色高棉一旦把你當作敵人就必死。生意做大，過於招搖，就是階級敵人。
九．黃校長
且說我們一行四人乘坐東北朋友兩架摩托車經過多日奔勞，一天傍晚到達磅針省哥士瑪縣逢波鄉。兩位繼續趕路，我和鎮山在當地「華運」駐點過夜，由黃校長送我們過河，從此落戶「出水村」。
學校也是醫療站。負責人黃校長在此多年，與僑胞關係良好，還娶了當地姑娘，有一個孩子。兩夫婦和一位女青年教師，一位女醫務人員。我們把出逃的原因和經過告訴黃校長，他說：「這裡也非久留之地。趁著天黑，你們趕緊去隔鄰的水井洗澡，不要出聲，以免驚動柬紅當局。天一亮，我向村民借用一只小船，把你們送過河。」
東方未露白，黃校長帶著我倆沿著屋外小徑走到河岸，上了小船。他在船尾輕輕劃水，望著對岸，說：「你們過了河就平安無事，東南區公安本事再大，也不能過河。你們脫險，我卻危險。柬紅必會把我逮捕。 我不知道死於哪一天？」
我問：「你為何不逃？」
他說：「談何容易？我逃了，另幾個朋友怎辦？逃去近處，當局會找到我；逃去遠地，又給那邊的朋友帶來麻煩。該地的公安會追究陌生人啊！況且，我們的領導高山，多次交待我堅守陣地，不要逃。這裡的地點很重要，是東南和東北的聯絡處。」
從那以後，我一直在上述的「出水村」務農，結婚生女，直到五年後紅色高棉下台。而黃校長，把我倆送走後三個月，果真被當局抓捕，從此人間蒸發。在他被捕之前，其女醫務人員也被捕，但半年後回來。黃校長的妻女也沒事，果真「女的多活命，男的必死」。在哥士瑪縣和逢波鄉當局看來，黃校長就是「華運」小頭目，教書也明顯違反其「華人柬化」政策。
悲唉哀也！可憐的黃校長啊！他的妻子、女兒何去何從？他的父母、弟妹年年傷心，日日無奈。以至他現在居住在紐約的一對弟妹，要求朋友們不要再提其大哥的名字。故拙文也不明示其名。
十， 陳群
且說我們從東南逃到東北的四人中，李明與陳群分別到川龍和桔井「落戶」。川龍華僑集中，基本保持原狀，「華運」未受衝擊，辦學、醫療服務民眾，有群眾基礎。多年來，李明相安無事，到桔井的陳群卻於一年後死於瘧疾和難產。
桔井市僑胞很多，是個遠離戰爭的東北省會，也集中「華運」人員。負責華人事務的柬紅女幹部是前金邊中華醫院主任蘇灼，她的老師也是「華運」人員，故「華運」沒受發難。後來發生「桔井事件」，軍隊突擊搜捕華運駐點，把包括高山在內七十多人全部押送到人跡稀少的「淨貢」村勞改。每天兩餐稀粥，超時強度勞動，到後來，稀粥也少了，大家被餓得不成人形。禍不單行，陳群懷孕臨產，又患上瘧疾，無藥無醫，難以分娩，丈夫趙青束手無策，眼睜睜看著妻子在痛苦中生下孩子，嬰兒還未啼哭，也在痛苦中死去。
陳群來自磅清揚省，是河良教師，原名陳美琴，是我們四個人的大姐。在「菩提村」，她向僑胞購買一架老舊的縫衣車，為村民縫補衣服，賺取小錢過日子。嫁給趙青不久，就跟著我們逃亡。趙青隨後也到了桔井與她相會。
趙青是二十四區華運南路領導，因南路戰爭局勢緊逼，全體回到北路。他有時代替章勝為我們主持會議。他開會前必定先讀一兩段《林彪副主席語錄》。他還有一本小冊子：《有問題毛澤東語錄找答案》。如今他遇到生死大難，毛主席給出什麼答案？
往事不堪回首。陳群在磅清揚的家人知道她的不幸嗎？為革命一去不回頭，結局是為革命所害，家也破了，人也亡了。
（後記）
《印支華人滄桑史》一書透露，「華運」領導核心之一的史丹青，經多年調查，發現在紅色高棉統治的三年八個月中，共有一百多名支持「革命」的華僑被柬共殺害。事實上，大量冤死的翻譯員未被列入，死亡人數遠遠不只此數。相對於全國兩百多萬人，包括華僑約有三十萬人死亡，幾百人是少數。拙文《小民吶喊》列舉的十人，似乎更「不值一提」。但它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東南亞縮影，其意義在於揭示一段殘酷的歷史真相並尋找其根源：
文革浩劫禍及東南亞。上世紀六十年代，原來與中國友好的印尼、緬甸爆發大規模排華，柬埔寨王國也處於排華前夕。相反，與中國敵對的國家如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的華人、華僑卻是「歲月靜好」。原因是毛思想通過「愛國」口號，鋪天蓋地、日以繼夜、無孔不入，在上述三國的華社中大肆宣傳「打倒帝修反！」引起當權者敵視；「生活在毛澤東時代是最幸福的時代」、「句句是真理，一句頂萬句」等宣傳極具吸引力；「東南亞武裝鬥爭風起雲湧」、「解放全人類」等等口號極具煽動性。多少印尼、緬甸「愛國」華僑參加當地革命？多少大陸紅衛兵越境參加緬甸武裝鬥爭？其中又隱藏多少類似《小民吶喊》中冤死、悲劇？柬埔寨「革命」未到，許多人已是「熱血沸騰」。柬共掌權，祖國和偉大領袖又旗幟鮮明支持、大力援助柬共，華僑革命運動組織當然「義不容辭」支持柬共。
故此，柬埔寨當年的悲劇，根源在於「文革」禍害。
政治有因果，真相藏真理。紅色高棉的時代悲劇，已成「史有前例」，可供後人借鑒。人們難以判斷以後歷史走向，但可提示一個真理：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拒絕意識形態宣傳。符合天理是正道，人性文明應共通；
馬列外衣，為禍人類。馬克思、恩格斯是一百多年前的偉人，提出以武裝鬥爭取得無產階級解放。但時代在發展，事物在變化。資本主義國家通過高稅收和福利救濟窮人，世上沒有絕對貧富均等。脫貧，在於國家的不斷改革，集體努力，窮人若以武裝鬥爭脫貧，未「解放」已是魚死網破，生靈塗炭，萬民遭難。馬列主義被專橫者利用了。
社會主義聲名狼藉。蘇聯社會主義「老大哥」垮塌，十月革命失敗，東歐投向資本主義。柬共視國民為敵，意欲滅絕，結果瞬間倒台。全部社會主義國家，無一個為世界樹立榜樣，沒帶來國泰民安。如今剩下五個各懷鬼胎的社會主義國家：朝鮮已成金家王朝，「紅太陽」轉到享盡榮華富貴的金正恩；中國有幾千年封建社會基因，「造神」根深蒂固；古巴和老撾以固守空門為榮，只有越南向西方邁進，政治日趨清明，前途看好。
時過半世紀，作為過來人，我也歷經九死一生，見證歷史，記住事實，僥倖存活，既為自己慶幸，憑著過人的記憶力和對有關的朋友再三查證，為揭發歷史真相，盡綿薄之力。
(2026年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