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30日 星期三

第751篇:《散錄》

上星期五加班時,扭傷了腰,回到家用跌打藥酒塗患處,又貼膏藥;星期一照常去工廠上班,誰知腰不能彎下,連穿襪子也困難。昨天放工回來,躺下床後幾乎動彈不得,未十點醒來,忍痛開車到唐人街找跌打師傅求救,他幫我敷藥,囑咐不可吃鴨、雞、花生、筍等。返家後小睡一會,下午四點準備出門,怎知連下床都疼得要命,只好打電話回工廠告假。本來這是工傷,但必須在腰傷那一刻立即入院求醫才能申報,過了幾天,就變成不是工傷意外,所以無法享有CSST保險賠償金。

昨晚腰疼無法入睡,也許是床褥軟,乾脆睡地板,一翻身就痛得醒了過來。兩女都出差,大女兒去華盛頓,小女兒去芝加哥,家裡只有老伴,她整夜沒睡好,又遞止痛藥,又扶我上廁所,她感慨的說:你這一條蛇,也夠苦命的。我笑道:無端端有無薪假期,還算走運!看來今天又要休假。

人生無常,禍從天降,「學生王子」鄧光榮心臟病發,救護車到家時已回天乏術,怪不得玉婆伊麗莎白‧泰萊說她「活夠了!」不堪病痛折磨,寧可早日解脫。死並不可怕,死不了而被病魔摧殘,猶如在煉獄中煎熬,生不如死,那才恐怖。我一點腰傷都受不了,試想那些抗癌病患,其勇氣可嘉,精神不朽!而那群日夜奮戰於前線的日本核電廠「50死士」,在輻射中等死,就更偉大了!

說到日本震嘯,就想起好友那天對我哭訴的事。話說她到唐人街雜貨店買菜,見到有為日本地震、海嘯災民捐款,就將身上剩下的十五塊錢掏出來,塞進籌款箱中,聊表心意。誰知竟被幾名正在排隊付款的老華僑斥責:「忘本!」「妳到底是不是中國人?」還被一名乳臭未乾的小青年奚落:「有冇搞錯?妳忘了九一八?忘了南京大屠殺?」如此群情洶湧,最好的辦法就是:走為上策!

事後痛定思痛,她越想越傷心,我好言安慰:「我也一樣遭到痛罵。這是狹隘的民族主義!從這件事可以看得出,柏楊和魯迅的過火言論還是非常中肯和有見地!」我很高興獲圖書館贈送一套《魯迅全集》,有空再讀一讀他過激又敢言的雜文,就像柏楊的「醬缸文化」論那樣恰當、過癮。

一場天災,多少善良無辜的民眾喪生,有天良、有血性的人,絕不會無動於衷,更不會說出像「活該」、「天譴」這些話。如果為賑災籌款就是忘本,那麼使用日本貨就更是罪不可恕。制裁日本,和拯救災民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怎能混為一談?捐款救災,就這麼簡單,不要拉扯那麼遠。

當你知道原來作家協會領導也是官,你就明白文人被劃分等級,成了「享有副部長級」待遇,是什麼滋味了。不當官的文人,和當官的文人之間有何差異,從當官前和當官後的作品、人品,應該用點時間去做個調查、研究。就像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的作家,一般都再也寫不出東西來,因為名氣所累也。名氣太大了,浪得虛名,拿出來發表的,給人予「不外如此」之感覺,的確可悲。

所以,初生之犢不畏虎,不為名氣所累,想寫什麼就大膽下筆,毫無顧忌,收放自如,倒能讀到好文章。那些倚老賣老的名家,他們用詞遣句必須小心翼翼,處處留有餘地;一有差池,就會被人吹毛求疵,當然不敢暢所欲言,只能點到為止。寫了這麼多年,如果問我有什麼心得,我只能說:不寫遵命文章,不收人家茶錢,憑一個「真」字,要有道德勇氣,有碗說碗,有碟說碟,「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至於名氣、名利、名位、名譽、名望,都是虛幻、飄渺的過眼雲煙。

星期六到唐人街見詩友,和他飲茶,並將《鄭石泉詩集》和拙著相贈,他剛從多倫多來,將許老師送我的新書《讜論有據》轉交,我們海闊天空,人生見識,無所不談,對他崢嶸歲月,嘖嘖稱奇,勸他寫回憶錄,將80多年滄桑閱歷,留點文字給後人。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中,坐七望八、坐八望九的詩友很多,他們每一位都可以寫一部回憶錄作為歷史見證,都可以像何宗雄校長那樣出一本《雪泥鴻爪七五年》傳世。上期《詩壇第585期》刊出法國薛世祺(理茂)老師「慰平生」一詩,是他老人家101歲抒懷之作,百歲老人世上稀,百歲而寫詩,就更是鳳毛麟角矣!比起百齡薛老,魁華詩會八、九十歲的詩友還算年輕十來歲,要與時間賽跑,讓個人詩集、回憶錄早日面世。
(2011.04.01《華僑新報》第104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