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於廣東潮安一個貧窮的農村，外祖家有幾畝地，兩間水泥屋。因外叔公與外祖父爭財產時吃虧，土地改革運動一到，老叔公搖身一變成了農會幹部，帶頭鬥地主。父母早幾年外逃出海到柬埔寨，外祖父和舅父被鬥死，舅母帶著大女兒和小兒子外逃，大兒子不幸落入農會之手，被四腳朝天拋入水池淹死，外祖母在黑夜中冒險把我帶到府城交給一離婚的貧窮婦人，趁天未亮在小山崗自縊身亡。
那年我五歲。養母阿姨還要照顧大我兩歲的兒子阿良哥。阿良哥上學，我就由鄰居幫忙看護。阿姨急急忙忙到抽紗廠上班，回來時又急急忙忙做家務。她最怕小孩調皮鬧事出意外，每天大部分時間都要我兩腳盤坐在小凳子上，像小和尚坐禪直到她叫我下來。阿姨和鄰居都誇我老實聽話。
七歲時，我到義安路小學上一年級。人們說，農村的娃娃木頭木腦，一點不假。在課室裡，我也是靜坐如小和尚，老師講解卻不明所以。測驗聽寫時，把「你」寫成「爾」，忽聽到老師說不要偷看鄰座的同學，這提醒了我，瞄著鄰座，才知要加個單人旁。
上圖畫課。老師說，今天講故事，你們聽到故事中任何一件東西都可畫下來，例如小明帶著蘋果去看望叔叔，叔叔拉著椅子叫小明坐下談話，你就可以畫一個蘋果，也可畫椅子，可畫一個小孩表示小明，畫大人表示叔叔等等。要命的是老師的故事並沒有小明或叔叔，也沒有蘋果或椅子。我只好在紙上隨心所欲畫一間屋子，屋子前面站立一個人，天空正下雨。老師收回全班作業，翻看到我的圖畫，便在黑板上把我的圖畫「依樣畫葫蘆」，我頓時臉紅了。老師問同學：「剛才我的故事中有一個人站在屋子下面嗎？」「沒有。」「天有下雨嗎？」「沒有。」「好，這是一個同學畫的，牛頭不對馬嘴。」謝天謝地，老師沒提我的名字。
那年是大飢荒，每天都餓得不想動。一天，我和一同學坐在一棵大樹下，探討世界上什麼食物最好吃，見一群麻雀在地上跳躍，結論便是麻雀肉最香。但麻雀很精靈，無法捕捉。我來了主意，說我們兩人一起假哭，但要哭得真切，會博得麻雀同情，飛到面前讓我們捕捉。任我倆嚎啕大哭、哭得撕心裂肺，麻雀就是「無動於衷」。哭過後，更餓了，沒辦法，回家偷吃鹽巴，再躲在暗處嘔吐。
我們三人寄人籬下住在小小的四合院。女主人「三姆」是街道委員會組長。春節快到了，她陪同上面派來的人按人口分配雞肉，我們分到半隻、一小片豬肉、一些麵條。炒麵條太香了，我含在口中久久捨不得吞下，回味了好幾個月吧？三姆的婆婆不顧雙腿跛疾到河邊尋搜老化的花生芽充飢，順便拉來許多樹枝可作柴火用，這時，三姆會忍不住說幾句：「國民黨時期還能買到牛奶、麵包呢！」
原來世上還有牛奶麵包！麵包，就是岳伯亭內街有人蹲在地下售賣的那種嗎？良哥說，別想了，有錢還要有糧票。我們的糧票還不夠買米呢！何況我們也沒錢。
後來，買火油、布料、豬肉都要有票證。我們家對面那戶人家有親戚在香港寄錢來，買了電池裝上小燈，引來四鄰小孩前去觀賞，人人嘖嘖稱奇。
除了三餐稀粥，也吃上爛番薯。聽說有人整天吃野菜雙腳浮腫。我看到一次阿姨偷偷炒米糠來吃，太難吃了。阿姨說，千萬別說出去，很丟人。我每天都很餓，放學回來快走不動了，在一巷口還遇到小狗在後面窮追而不得不拼命跑。那是我小時最大苦惱。
清晨，可聽到新聞廣播。廣播員爬上屋頂用喇叭大聲喊，大多是本地新聞。收購破爛貨的挑夫在外頭叫喊「收購破舊銅鐵、殘缺匙叉、牙膏殼一個三分……」我們三人共用一條面巾，一把牙刷、一條牙膏，擠牙膏都省呢！ 有農婦到外婆(阿姨的母親)家收集尿液，滿一缸給兩毛錢，我於是有尿意都憋著，到外婆家才尿在尿缸裡。罪過，我還在尿缸裡加些水。不過外婆會把兩毛錢給我。外婆和阿姨帶著一群孫子逛街，她每次牽我的手，都說，可憐的孩子，你雙手小得就像小通草。我們去遊西湖，在湖心亭買放冰的糖水喝，五個小孩共飲一杯，阿姨常提醒輪到的小孩，「別喝太大口啊，別人還要喝呢！」我也常在街上撿拾柑桔皮賣給藥材店，和一幫孩童擠在據說日本轟炸過的坍塌屋四周翻找銅器或硬幣，每天都空手而歸。
阿姨月薪二十元，她每天各給阿良哥和我一分錢。我們兩人每年學費四元。我爸媽大概半年左右才寄來四、五十元。不過有一次阿姨賺了一百元：一位解放軍踏單車把我撞倒，傷了右肩膀。他很負責任把我送回家。阿姨要他賠償一百元，他說身上沒錢，再三懇求減價。阿姨說，一百元還不一定醫好，將來這孩子殘廢了，你一走了之我們怎辦？解放軍只好把單車留下，幾小時後拿來一百元。阿姨帶我去敷藥，幾天就沒事。
市內有一間潮州戲院，兩間電影院，分別叫「人民」和「群眾」。阿姨晚上去看潮州戲，第二天早上就邊洗衣服邊跟鄰居談劇情：呂蒙正、薛仁貴、包公審奇案、狸貓換太子……
我曾到「群眾戲院」看魔術，也在學校安排下到潮州戲院看白話劇《向英雄向秀麗學習》。回來跟阿姨講述向秀麗同志在醫院赴身滅火挽救損失而犧牲的事跡，阿姨說，話是這麼說，我們聰明人有危難還是先逃命。
我和阿良哥也曾用洋桃醃糖切片在門口擺賣賺小錢。但所有這一切，隨著革命的深入而消失。
曾多次有飛機低空、幾乎掠過屋頂呼嘯而過，人們悄悄議論是台灣偵察機。路口畫上巨大的解放軍用刺刀指向台灣幾個渺小的國民黨匪軍的宣傳畫。有一天，阿姨帶我去訪友，那家已上學的孩子很高興告訴我，我們從此翻身幸福了，人民最偉大。我問人民是誰？「就是我們這些人啊！」阿姨也說，是毛主席領導人民翻身得解放。
我和阿良哥響應毛主席號召滅四害，與群眾同時爬上屋頂大力敲打鐵鍋、面盆，一邊聲嘶力竭大喊，要把天上飛過的麻雀嚇得掉下來。好幾個小時，天空此起彼伏響聲震天，似乎見過兩三只麻雀墜地，群眾都拍掌歡呼勝利！我們也抓拍蒼蠅裝進火柴盒交給老師……
有一天，我和兩位同學走在韓江畔，一位指著對岸說：「你們看到對岸有一只大如牛的動物嗎？」我望了很久，說沒有。他說我眼力太差了，另一個趕緊說，看到了，那是什麼東西？「是我養的大螞蟻，你們再仔細看。」我還是沒看到，只好承認笨，便問他如何把螞蟻養到大如牛？他說：「先捉一只螞蟻裝在火柴盒中，每天餵食物，待其漸大，放進小籠子……」
不用說，我留級了。因為留級生太多，老師讓比較老實的我「勉強升級」。原來「老實」作用挺大呢！
二年級的班主任姓伍。伍老師的教學方法很特別：上課一半讓同學把頭伏在桌上休息約三分鐘。他說，休息就像加油。他每週都給成績進步的同學頒發兒童圖紙，寫著得獎者的名字以示鼓勵。那時我經常得獎，阿姨很高興。自從來了伍老師，我的成績越來越好，伍老師給我的鼓勵也越來越多，我終於不落後人了。可惜不久，伍老師被定性為「右派」，他不再來了。有一天我在路上遇到他，我高興地叫他「伍老師」。他望著我，沒有回話、似不相識，低頭急急趕路。
新來的班主任是余純君老師。三年級時，余老師要我們班集體寫一封信寄表達「與世界兒童在一起」。我們班被分配寫給黎巴嫩兒童。
學校走廊貼上「十年超英，十五年趕美」的宣傳話。
大街上有反貪污、反官僚、反浪費、反走私漏稅、反行賄等遊行。國貨商店開展優質服務評比，我和一班同學晚上無事兩手空空到商店假裝購物，看哪位服務員笑臉迎人、耐心回答，在意見簿寫評語，看看牆壁上的光榮榜上誰得到的五角星最多，誰又得到多少紅旗、多少火箭。
從那時起到五年級，余純君老師一直是我們的班主任。她慈祥又嚴肅，教學很認真。我的學習成績不斷提高，余老師提問，我都搶著答，有一次她在課堂上問：「種植的最基本條件是什麼？」她見我睜大眼睛很著急的樣子，便讓我回答。我「一氣呵成」回答說：「肥沃的土壤、充足的陽光、適當的水分和良好的空氣。」余老師當即表揚我，說我的成績全班數一數二。余老師講解和說話時經常引用成語而不必解釋該成語。我還記得一句「無微不至」。
余老師到我們家訪問便認識阿姨，她經常告訴阿姨我學習進步了，我得到鼓勵，更加努力。余老師病了，我和同學們到她家慰問。我要寫信給在柬埔寨的爸媽，余老師很高興，她教我寫「姨」字，她看了我的信，在教務處跟其他老師誇我。一九五九年，我準備出國到柬埔寨與父母相會，我在小冊子寫上多首表示永遠感謝余老師的詩送給她。我到了柬埔寨還與余老師保持通信、互寄相片。我說我的理想是當作家，余老師回信說：「很好！我相信你的理想一定會實現。」
二十八年後，我終於從美國回到廣東潮州老家，拜見阿姨又想拜見余老師。阿姨知道我經濟還很拮據，出國的費用又很大，便說：「沒有像樣的禮物不好，還是下次吧！」幾年後的「下次」，余老師不幸病故，我很傷心，遺憾至今。我的筆名「余良」的「余」字，表示懷念她。
且說三年級時，男同學習慣罵粗口，我也學了不少，經常「口出成粗」很難聽。班裡有男同學愛打架論英雄。長得威猛的「黃河」拉幫結派，人人都怕他，他給全班每位同學起花名，大概我體育課跑得慢，被他起名「長屁股」。他和其同伙會無故推拉老實者、與不服者相約中午放學後在課室裡打架，雙方打到臉紅耳赤，渾身大汗或流血。我很怕他們，又不敢告訴老師，沒人敢投訴。幸好「吳奕忠」成了我的保護傘，他叫我放學時跟在他身邊──他曾經自衛打過幾人，也不怕「黃河」。有一次我和他鬧翻互不說話，我正擔心從此失去保護傘，幾天後他走過來說：「不要生我的氣，跟我說話吧！」我很感動，求之不得呢！吳奕忠便成了我最要好的同學。
我還找了兩位意氣相投的同學，學著《三國演義》「桃園三結義」，三人口頭結拜義兄弟，以出生日大小稱兄道弟，發誓同甘苦共患難，出校同行，外出並肩，情同劉、關、張。有了吳奕忠和「三兄弟」，從此更不怕「黃河」一夥了。「三兄弟」後來因小故拆夥，我另組三人，是朱榮和許國俊，我排行第二。我到柬埔寨後，曾給班長高愛華和另兩位「兄弟」寫信，高愛華給我三次回信，還有相片，兩「兄弟」竟絕情忘義翻臉不認人。至於吳奕忠，大概要省郵票錢吧？
高愛華的妹妹惜華是組長。兩姐妹原來也是地主後代，有至親在香港或南洋，曾給她們寄來鉛筆，五彩繽紛真美麗。四年級時，她家門口被貼上大字報。兩姐妹好多天沒來上學。這時阿姨和大兒子阿良哥告訴我，我也是地主後代。但沒人知道。「要是知道了，不知會發生什麼？」我真倒霉，很害怕。幸運的是，全校沒人知道這件事，余老師還把我評為學習好、身體好、品行好的三好學生。
每週一上課前，全班同學被安排在校門口不遠處圍成大圓圈跳團結舞。大家拍手唱歌，老師指定幾位同學走出來，各再邀請一人，面對面共舞。男女同學彼此不敢互相邀請，被老師批評後女同學出來邀請男同學，男同學自嘆倒霉扭扭捏捏走出來，其他男同學「虎視眈眈」大聲訕笑，老師很生氣，說這是舊社會「男女授受不親」的陋習，從此規定男女同學要互相邀請。
四年級時，馮佛安同學介紹我加入「共產主義少年先鋒隊」，當我被宣佈光榮加入少先隊並宣誓後，共青團員、科任女老師為我繫上紅領巾，馮佛安、詹明光、詹明亮、余堅高興得把我抱起來。從此，每週四下午放學後，隊員要留下來過組織生活：開會，到西湖的筆架山學打游擊、唱歌跳舞等等。
班裡的三好學生、少先隊員不多。繫上紅領巾，真的很光榮、很自豪，雖然飢餓，走在路上感覺很有勁。
學校響應毛主席號召，校長帶領六年級師生在操場修起小「煉鋼爐」，是用沙泥圍起的火爐，同學們在家裡尋找廢棄的鐵器，到處去撿拾柴火，六年級同學二十四小時輪流用大扇扇火。校長是黨員，他親自在操場牆壁寫上「人人善歌又善舞，個個能文又能武」大標語。他也在校門外高牆寫上「打倒胡風反黨集團！」口號。我們五年級就負責養豬，校內不大的院子用木板圍成養豬棚，老師用一堂課的時間指派一半同學兩人一組分頭到外間尋找野菜，另一批負責熬野菜餵豬，下午放學後，再有一批同學負責清洗豬隻和豬棚。我們還經常參加義務勞動，接力運送泥土。
一天晚上，阿姨帶阿良哥和我一起參加「反革命審判大會」。只見男女老少、人山人海，台上站立五、六個低頭垂手、剃光頭的男子。幾位領導用擴音器輪流發言後，宣佈上述反革命分子分別判處有期徒刑。其中被判監禁八年的是我們司巷居民很熟悉的叔叔。阿良哥說，他說過一句「我們中國像牛一樣被蘇聯牽著鼻子走。」
學校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多次書面自我批評、同學之間互相批評後，我們被要求檢舉老師的錯誤，不能寫讚揚。我絞盡腦汁寫了幾次，告訴余老師已經沒材料了，余老師說，不行，人總會犯錯，你再檢舉我，再想想校長或哪位老師在何處、何時說過錯話、做過壞事？我只好檢舉余老師處理男女同學罵架總是偏幫女生。實際上，大多是男生霸道無理。我不敢檢舉肥胖、凶狠的體育老師，他經常對著同學破口大罵，還扇耳光打人。有一次上體育課，他把全班同學分成兩隊，一隊叫「黑夜」，一隊叫「白天」，背對背站立。他說，當他大喊「黑夜」時，「白天」要趕快跑，「黑夜」在後面追，看誰反應快，哪方活捉的俘虜多。只見他雙手叉腰，大吼一聲：「白天」，同學們有的怕逃不及，有是怕捉不到，該追的卻逃跑，要逃的卻去追，現場亂成一團，他氣得滿臉通紅，叫出幾個男的當場扇耳光，女同學嚇得哭，被他叫出來罵。
學校貼滿了大量學生批評老師，老師互相批評，老師批評校長等大字報。挨批者沒有辯護，校長也沒有批評教師，但可批評別校的校長。校長曾帶領全校師生到其他學校學習批鬥經驗。一進校，大門入口處是一大張老師或主任批評該校校長錯誤思想的醒目大字報、各校校長互批，也有學生和老師批評校務主任、老師互批等等，目不暇給。
大概每個月一次，全校按照班級排隊到農村勞動，挖水溝、挑土，或拾起收割後掉在田裡的穀粒，有時去參觀菜園，聽菜農教種菜方法，聽果農講解種植菠蘿的經驗。果農說，菠蘿很容易種，種下後等待收割，收割後管理培育好，同一株可連續收割五次再翻新重種。
學校教的都是潮州話、繁體字，注音符號，一九五八年，我升上五年級才教普通話，注音符號取消，但也沒教漢語拼音。除了語文、算術，還有歷史、地理，音樂、圖畫、體育等。隨時取消歷史、地理課，用在勞動、開批評會、養豬等。五年級語文第一課是毛主席生活簡樸，食物簡單，蔬菜青蔥加辣椒，與全國人民一樣很艱苦節約，還要領導國家、人民。有一篇是列寧到某個場合，被守衛攔住要查證件，旁邊有人喊，「他是我們的偉大領袖啊！」列寧微笑拍拍守衛肩膀，稱讚他做得好，盡忠職守，是人民的好兒女。
人們都很窮，孩子們自小沒有玩具，在學校也沒娛樂，全校只有一張乒乓球台，只給六年級使用。我們下課就互相追逐，余老師怕我們發生意外，便到處跟，我們像做賊那樣躲她，被她看到，自覺理虧，紅著臉呆站在牆上，但余老師並無斥責。後來，有同學在家裡拿來一個小皮球，我們就集中一處拋在牆上再互搶。
看連環圖，俗稱「古冊」，是我的最愛，路邊的小攤擺著許多《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等，也有《狼牙山五壯士》、《上甘嶺》、《英雄黃繼光》……積累好多天零用錢才能租到。
一九五九年，我本該升讀六年級，卻因準備出國與父母相會而輟學。我很失落但也理解：阿姨可省下四元的一年學費。為了辦理出國手續，兩年來，阿姨花了不少心力，因為父母子直系才能辦成。
農曆十月十四日，是我離開家鄉潮州的日子。父母花錢委托「金邊銀行」總經理黃友才先生回鄉時把我帶到香港，再在香港等待時機去柬埔寨。
友才叔於上午約九時來到，要我立刻啟程。除了幾位鄰居，我來不及跟任何人道別，阿良哥還在上學。阿姨陪我到汕頭住了兩夜等待輪渡。
阿姨在等待輪渡時淚眼汪汪哭了起來，我驚覺這是生離死別時刻，忍不住也哭了。輪渡來了，我嚎啕大哭，無論如何也不肯下船，喊著「沒飯吃也要回家」，緊拉著阿姨的手要往回走。周圍的人很多，紛紛問是什麼事？聽阿姨邊哭邊說，許多人跟著哭起來。在那個無可挽回的悲涼絕望之中，我也聽到一些人說：「這孩子能出國也算是幸運。全國有哪個人這麼好命的？」我卻哀嘆是世上最不幸的人。我才十二歲，就要離鄉別井。唉！為什麼一切不幸都發生在我身上？正是：
離鄉別井哭嚎啕，
遠隔海涯山亦高。
童稚未知何命舛，
入門先教辛和勞。
友才叔很同情我，一路很照顧我，我每到普寧、流沙、廣州、澳門、香港就立刻寫信給阿姨，他也幫我把信寄了。途中，他說想認我作乾兒子，「問問你父母是否同意，彼此又要怎麼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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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十三歲時在香港準備上機前往柬埔寨時的照片 |
到了香港，友才叔把我留在賓館自己返回金邊。我在香港住了四個月，沒有零用錢，自己洗衣服，自個兒在街上蹓躂，車水馬龍真奇妙，食肆香味好口饞。一九六零年四月十五日，我被安排冒充一家人的兒子身份搭機到金邊，與分別十多年的父母相會。時年十三歲。
一切美好的願望很快破滅。我的母親並不喜歡我。她多疑、警戒甚至在我看來有些仇恨摧毀了我的童真。一個月後，她要我做許多家務事：煮早餐、洗衣服、洗碗、打掃衛生……在潮州，我並沒做這些，笨手笨腳的，遭到她的狠打怒罵。我很幼稚，在她面前歌頌毛主席共產黨，一見面便向她訴說少先隊的光榮。我完全不理解一個遭到幾乎滅門的人的心情，那些在中國是天經地義的話在她聽來是故意激怒她。她從我的文章中看到我批判外祖父母是地主而怒火衝天，她說她永記我在外祖母的忌日從不跪拜，她說我太絕情，不記外祖母冒死半夜把我救出農會橫行的殺戮之地，她在對我揮拳踹腳時問我是否在中國受到教唆、接受任務前來與她作對、要繼續報階級仇？
這是絕無的事。在潮州，我對誰都來不及告別，余純君老師只關心我的學業，學校忙於內部批鬥。
一切看起來都合乎情理：地主剝削農民便必要打倒，農民要翻身才能得解放，封建社會要被社會主義所代替是時代必然、革命要有接班人便發展共青團、少先隊；然而四個至親被殺怎不懷恨？兒子忘恩負義怎能容忍？原本寄厚望而今大失望怎不傷心？父母教書十多年生活艱難卻長年為我寄錢還花大錢把我救出苦海，耗盡心血誰人理解？將心比心如果我是她我要怎麼做？
呆板、自卑、愁眉苦臉、夜裡流淚。原本以為我是聰明活潑、兩年級就會寫信的小孩的父親對我極端失望，與母親一樣親國民黨的父親從沒打我，但我有時進門，一照面他就把臉轉過去。他罵我「快點去死，你死在家裡不用等臭，我立刻用草席把你包裹後投下湄公河！」我有一個弟弟，父母說過，弟弟聰明絕頂，舉止生龍活虎，前途無可限量，他們將來依靠弟弟而絕不靠我，我給弟弟抬腳的資格都沒有。我是朽木不可雕，一文一值，一無是處、一無可取，我的字體、走路形態就是短命相，他們料過許多事件件應驗等等。我的小姨母說，弟弟是水命，我是田螺命，毫無價值，田螺還要靠水維生。我的四叔父說「一談話就知道這孩子是庸才！就是庸才！」
我在中國是寵兒，連友才叔都要認我作乾兒子，在柬埔寨像孤兒，連至親都嫌棄。不同的少年經歷真是天差地別。我真後悔來到柬埔寨，沒朋友沒自由，只有回國才能找回快樂。但回國的路太難了：我還是小孩子，沒錢沒護照，也沒合法身份，隨時被捕。唉！為什麼一切不幸都發生在我身上？
十四歲，父母給我到金邊上學，我卻兩次留級，這印證了他們的話：我是不可救藥的、世上最不可取的。我為此自卑了多年，幾乎不敢照鏡子，不敢唱歌，相識的女青年很多，但直到二十七歲沒有女朋友。
我在柬埔寨二十年，其中因戰爭在農村十年，與父母相處斷斷續續三年多，在金邊上學和打工共六年多。那麼，我在柬埔寨十年和平歲月是怎麼度過的？我和父母親最後的結局是怎樣的？今天，我如何看待當年與父母親的關係？
一九五九年，在不同地區教書十一年的父母改行在鄉下經營藥材店。學校未開學，我便在家裡做家務，幫些藥材生意。一九六一年八月底，新學期開始了，父親讓我到金邊民生學校讀初中一年級。他說，端華學校太左太紅，民生學校中間偏左，又位於較清靜的海傍街。父母是中國舊社會知識分子，看不起柬埔寨華校，認為我是中國小高才生，沒上六年級也能超級讀初中一。但報名時沒有高小畢業證書不過關，父親通過以前的學生、後來在民生學校教小學的楊傳道老師向校方說情，我再通過語文考試，校方便答應讓我「試讀一年」。我的學費一年一千五百元，膳食費每月四百五十元。楊老師又幫忙說服中學地理老師張克達讓我免費住宿於他的宿舍。學校後面一整排建築是教師宿舍，張老師夫婦有三個小孩。我只有幾件衣服，簡單用品和書本等。晚上，在長長的宿舍尾段地板舖草席、掛蚊帳，白天收拾起來就是活動小空間。
我的班主任是林盛威老師。班裡有學生五十六名。我們最前面兩排課桌共八人成為一組。陳偉星是副組長，我和他的交情延續了數十年。
尊師重教，文、德、體兼備。班裡的同學成績有高低，品德卻普遍優良。在這裡，罵粗口會是天大的事，打架更不可能，同學之間互相尊重，團結友愛，「祖國」、「愛國」更是每天不離口。同學們知道我來自中國，很羨慕，很好奇，問了很多事。我只說光明一面，不敢說人民飢餓、同學之間打架罵粗口、小學生男女授受不親、體育老師向學生扇耳光等等。同學太愛國，我說這些或者他們不相信，或者說我造謠、破壞祖國榮譽等等。終於，有同學嚴厲批評我逃避社會主義建設，到資本主義國家享受。「我們都想回國，為祖國作貢獻，你卻當逃兵！」「你不知羞恥嗎？」一位同學看到我準備寄出的信封上寫著「中國廣東省……」便問我為何寫「中國」不寫「祖國」？「難道中國不是你的祖國嗎？」我不知如何與她辯駁。
好多天，林盛威老師利用上課時間要我們各小組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也可以批評他。這是我的「本行」，我便因一小事批評了鄰座的楊松龍，他很生氣，大喊：「我是來讀書的，別管我！」現場竟沒人為我主持公道。我們八位同學自我批評後，避重就輕口頭互相批評，幾天就草草結束，也沒人批評林老師。
我們的課本來自中國，大多數教師也來自中國。學校成立風紀大隊、中隊和小隊，負責監督全校同學守紀律和秩序，初中三的黃MM是大隊長。每週一上課前，張德謙老師通過廣播器發表約十分鐘口氣嚴厲的風紀警示，要求全校學生樹立良好校風。有一天，初中二年級班主任、談笑風生的謝老師被舉報為右派，教學一半被責令回國。
與最紅的端華學校一樣，民生學校不設校長，由林仲安、洪覺民和操中國東北口音的蘇振明為校務主任，是為集體領導制。
同學們普遍不喜歡上柬文課。不論在金邊或外省，華僑都生活在自己的圈子，大多不會講柬語，日常生活可以不使用高棉話。「柬埔寨不是我們的國家，學中文才有前途」深入僑心。但王國政府規定華校必須把柬文當作每天課堂必上的重要科。學校也被限制一定的學生人數，民生學校大量超額招收學生，因此每當教育局前來查校，幾百名學生聽到警報立刻從後門逃避直到通知恢復入校上課。我們上午四堂課：語文、算術、歷史(或地理)、柬文。下午三堂課；物理、英文、動物、音樂、體育輪流上。柬文與語文、算術同列重要科。學年大考，有兩科重要科不及格可以補考，補考不及格或加一科非重要科不及格便留級。
儘管同學們的柬文水平不高，畢竟小學早已學了拼音，簡單詞句朗朗上口，我連拼音都不會。柬文字像豆芽，有腳要彎曲，有手分長短，有頭還戴帽。發音輕重、高低、強弱難辨、還有捲舌頭等等，一看就反感，一聽就討厭。
除了語文，我的其他科目成績都很差。我沒上六年級，出國期間又輟學一年，中斷了六年級算術科。其他學科困難不大，算術沒有六年級的基礎就很難銜接。民生學校並非如父母所認為的低水平。平時成績，語文最優秀，物理、歷史、地理、動物還算勉強，英文、音樂、體育僅僅及格。大考又補考，柬文與算術不及格，成了班裡唯一的留級生。
母親接過我的留級通知書，說：「高棉騙人的學校，你竟然還留級！你也太無用了！你今後不用再上學了。」她不容我分辯立刻轉身走開。
我有太多的委曲：上學這一年來，母親規定我每兩週的週六下午搭車從金邊回來做家務或藥材雜事，週日下午才趕回金邊。她從不過問我的學業、問我是否有時間做功課等等；她不知道柬文科事關升留級，她自己在高棉生活十多年，全不會說柬語；我每次回家，她僅給我五十元，作為兩週的生活費。扣除車費所剩無幾。為了買文具、理髮、交班費等開銷，我經常暫停伙食，取回伙食費，每餐花一兩塊錢在街上買麵包喝水充飢。我經常挨餓，面黃肌瘦，體育成績差；自卑使我唱不起歌。我的音樂老師批評我：「你唱歌就像背書。」蒙冤受屈無處訴，這裡不是中國，母親也不是阿姨。
一九八七年，我在費城家中見到移民澳洲、前來探親的楊傳道老師，我把當年事告訴他，他吃驚地說：「真想不到。你為什麼不告訴我？我必會幫你，或者告訴你的父親。很遺憾，你要跟我說啊！」楊老師不了解，父親對我也沒好感，何況他也怕母親。
且說新學年又到了，母親安排我到金邊麥加環街十五號「和平工藝社」打工。她怕人家不需要人工，便說：「只要收下，有沒有工資也沒關係。」這等於把我趕出家門：她可免於天天見到我這付令她討厭的臉、免於人們問起為何我沒上學，又能讓我嚐嚐外間的苦。那年我十五歲。
這間做手工裝配鏡子的小工廠的老板黃岳平先生夫婦對我特別的好：我很高興離開了常遭受大人打罵的家，有好心情工作辛苦沒關係。小工廠十來個工人都是農村華裔青少年，大多沒文化，不會說華語， 我像鶴立雞群，真討老板夫婦喜歡。他們三個兒女太小，有些事就使喚我，我也很樂意。我常幫岳平嬸到「靈芝圃」買中藥、到餐館買宵夜餐……我的月薪三百元，第一次靠自力賺錢，我覺得虧欠岳平叔太多了。岳平叔帶家人去看電影就帶我同去，晚上沒事，我和一位工人下象棋，岳平叔的父親在一旁觀賞，為我加油。
春節到了，我沒回家，堂哥前來勸說，我極不情願回家了。父親問我在和平工藝社的情況，我說：「岳平叔夫婦對我很好。」父親說：「爸媽保證今後也對你好。回家吧！」父親勸了又勸，我注意到母親並沒開口，我還是鐵了心要回去金邊。最後，父親說：「孩子十五歲就不會再挨打。」他發誓，若我不滿意可以再回去金邊。我就這樣不情願住下來。
母親不再打我，卻經常罵我。除了繁多的家務，她要我「專注兩位伙記做生意時是否偷錢，就讓他們知道你在特意注視。」我不想傷害他們，沒照母親的話去做，這令她很光火。日子很苦悶，人生沒自由沒樂處，半年後我又回到金邊「和平工藝社」打工。岳平叔夫婦自然很高興，還給我加工資。
新學年又開始了。有一天，父親突然托人到金邊問我是否想再上學？他可再次請楊傳道老師向民生學校說情，讓我試讀初中二，只要黃老板同意讓我免費住宿。
黃岳平老板夫婦欣然同意，還給我借用一輛自行車，每天吃一頓早餐和晚餐，全不收費，天下有如此好人。禮拜六下午，我幫老板做幾個鐘頭的工。晚上，我幫老板三個兒女補習功課，想不到老板每月還給我發三百元。大師傅良才回老家上百公里的河岸農村「上不塞」結婚，給老板夫婦送請帖，岳平叔叫我與他同去，他一路跟我講述高棉豐富的淡水魚和湄公河給高棉人帶來的經濟好處。
一九六三年，我回到民生學校升級讀初中二，事前，免不了又是楊傳道老師向校方「疏通」。也因我於一九六一年留級後，父母怕親友問起，便安排我到偏僻鄉下教書(詳見拙作《少年教師》)
，林盛威老師也知道此事，借此幫我向學校說情。少年教書並非新鮮事，我讀初中一的邢小英同學離校後也在波羅勉省鄉下教書，一位十六歲的海南籍王姓少年也曾在貢不省鄉下教書。這說明農村華校嚴重缺乏中文教師。
過去初中一的同學升級讀初中三，我見到老同學又羞又喜。但大多數老同學並沒嫌棄我。幾年後，我加入他們的聯誼會，與陳偉星、班長羅綺霞等二十多人保持聯繫。離校後，黃榮德還為我們幾位老同學義務教柬文，歐陽克、盧愛娥、姚勛銘、黃奕輝、葉潮英等與我保持多年同窗之誼。
此時的班主任是邱明老師，班裡也有同學五十多位。與潮州義安路小學的學生清一色清貧不同，這裡的同學許多是富家子弟，如朱桂亮是全柬首富朱潮豐的侄女，傅漱慧、李秀容都是出入口商行千金，李潤群是著名李葛盧製藥廠公子，陳惠良父親是大金歐市首富，鄭炳川父母購置了金邊一整座樓宇等等。他們上學放學大多有私家車接送。班裡最貧窮大概是我和黃益光。黃益光住在干隆街中段二樓半個單位，父親在街邊賣報紙和香煙，母親日夜在家縫衣服，勉強維持一家六口生計。黃益光是我初中二最好的同學。詭異的是，我和他的學習成績是霄壤之別：他的學習成績全班最好，全科成績最高分，也是全校三千三百多名學生的尖子，後來被校方保送到中國廣州留學。我卻是全班成績最差者，全校僅有的兩次試讀生、兩次留級生。他光榮出國留學，我落魄在金邊。可惜，黃益光到中國廣州不久就遇到文革，在上山下鄉運動中被派到海南島華僑農場勞動，一去就是十年，浪費人生最寶貴的歲月：我的命也不好，同樣十年，最後九死一生當了難民。我很感謝黃益光沒嫌棄我，班裡是最好同學，校外是最好朋友。我也銘記副班長謝為申，他安慰我：「別自卑，別氣餒。你比我們更早踏進社會大學。」
一九六八年，全柬最紅的端華中學，有女學生不屈服於王國政府安寧部門的跟蹤恐嚇，接二連三故意進入中國大使館，出來後被抓到安寧部毆打，其中一位身體最瘦小的被打到遍體鱗傷。民生學校雖沒出現這種極端現像，但一九七零政變後，民生學校有大批師生投奔解放區，其中有兩位校務主任，一位連柬語也不會說，竟然加入紅色高棉組織，後來被波爾布特殺害，年僅四十多歲：柬文專修班的吳姓高材生秘密加入柬共地下組織，政變後成為柬共總書記波爾布特中文翻譯員，可能因對波氏了解太多被波爾布特處死。我還在紅區見到蕭姓女班長，林姓體育老師、吳、張、林姓等多位老師。與端華學校一樣，許許多多民生學校師生投奔紅區，不論離開家庭與親人去參加紅色高棉、越南解放陣線或華僑革命組織，結果不是死於戰火，就是慘遭殺害、坐牢、逃亡，無一倖免。他們中的許多人本來大有前途，可以出國避戰火，卻為了一個虛渺的理想而白白犧牲。我於一九九三年到越南旅行，得悉從柬埔寨逃到越南的華僑革命者有二十多人被越共政府抓進最大的監獄，坐了十年大牢，其中就有吳、林、張三位老師。這不能怪越共，他們也有要保護國家安全，怕你們親中搞顛覆。謝天謝地，邱明老師一早逃到法國，林盛威老師平安到美國。
且說初中二年級時，我還是因為柬文、算術和音樂不及格而留級。柬文，就像頭上的緊箍咒無法擺脫。當時，儘管老師安排林海同學中午為幾位程度差者補習，林海也很積極耐心，從拼音開始教，我也無心學──我的願望是回中國。
十七歲，我從此失學了。我曾踏單車到民生學校街道的外牆羨慕地聽樓上班裡朗朗的讀書聲，我知道他們新的班主任叫陳達。放學的鐘聲響起，我匆忙離開了──見到老同學如何是好？他們會問：「那不是我們班裡的留級生嗎？他怎麼來了？」
隨著中國文化大革命爆發，潮州阿姨很久沒再來信，我想是造反派要杜絕「海外關係」。我到中國領事館申請回國也遭婉拒。我必須面向現實，必須扎根高棉。我白天打工，晚上到「拉達那基裡夜校」讀柬文，我認真刻苦學習，才知道柬文不難學。不到兩個月，一年級還未讀完，老師給我超級上三年級，還被選為班長。可惜兩個月後，「拉達那基裡夜校」因政局動盪突然關閉。
我在農村十年期間，有更多機會學習柬文柬語。舊報紙、舊雜誌、老舊的柬文書，成為自學課材，農民是我的老師，只要你問，個個都會答你。在紅色高棉期間，我幫人翻譯，因為中文程度好，我可邊聽柬語邊用中文速記，「解放」初期，在農村管理還不嚴，紅色高棉地方幹部主持我的婚禮，我代表兩對新人全程用高棉語發言。我記得，過後有一位女青年誇我：「像北京電台的柬語廣播。」在泰國難民營，我幫難民寫柬文信。如果我當年有後來的柬文程度，在班裡可能居於前茅。
且說一九七零年三月十八日，柬埔寨發生推翻西哈努克親王的軍事政變，形勢急轉直下。我失業了，生活無著，不能回國、不想回家，這個年齡，最可能被政變集團拉壯丁，加上受到「生活在毛澤東時代是最幸福的時代」的潮流影響，我當時的出路只有一條──到農村去。
與許多熱血師生一樣，我起初也懷著對共產主義、紅色高棉的敬意，希望幫高棉農民翻身鬧革命、為解放「世界上還有三份之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奮鬥。
然而現實太殘酷了，我先是不能教中文，後是不能當赤腳醫生、更不能做小生意維生，紅色高棉就要你兩手空空去種田。我逐漸意識到活命要緊。我拒絕紅色高棉的招手，在生命最危險關頭半夜「叛逃」。（詳見拙作《生死逃亡》）我因此遭到激進長輩嚴厲批評：「你要堅守崗位！」「你就是貪生怕死！」「你傷害了未來的中柬革命友誼！」……
許許多多具有堅定革命立場的年輕年長者，因為堅守崗位、堅持革命立場被紅色高棉殺害了，就我所知至少有二十位。如今，有誰緬懷、悼念數百名無辜死亡的「華僑革命者」？誰承認他們是「英雄烈士」、「永垂不朽」？
我不但「貪生怕死」，也會「委曲求全」，我痛恨紅色高棉，但在他們眼裡，我老實聽話又勤勞，還學柬文柬語。這樣的人，既無威脅，殺之也太可惜。
是的，我要活命，把虛偽的革命理想遠遠摒棄吧！我來自中國潮州，親人日夜在等著我回去相會，我為什麼要白送死？那會重於泰山嗎？更因為，我的人生還有許許多多事情要做：
我要回到潮州拜見恩人阿姨、恩師余純君老師、問問少年同學是否還記得我？我可沒把他們忘卻！
我要尋找失散多年的父母，我完全理解他們當時打罵我的原由。父母對此也深感不安，並通過在越南的姨母表達深深悔意。我不應對父母懷恨，那是歷史的悲劇，時代的悲哀。多年後，我才知道父母當年沒多少錢供我讀書，為了我的學費，父母借高利貸；父母常常寄錢到潮州給阿姨來養我，又花七千元雇請黃友才叔把我帶到香港，這筆費用一直未付清。我在香港拜見友才叔，他並無追討這筆錢；我要讓父母知道我是有用之才、能出人頭地。將來解放了，我第一件事是尋找父母，盡兒子之責──自小嬌生慣養的弟弟在家裡最困難的時候拋下妻兒和父母，去越南另娶。父母孤苦無依，於七五年「解放」不久死於柬共暴力清城的路上。作為兒子，我深感內疚。
我要找到黃岳平叔夫婦，當面向這兩位無親無故卻視我為自家人的好心人再三道謝。我第一筆寄到潮州阿姨的錢，就是從「和平工藝社」打工得來的，阿良哥給我的信說：「家裡用我寄的錢購買了一架自行車。」 我後來在金邊「柬華理事會」的公告欄貼上尋找黃岳平先生的啟事，終於與他取得聯繫，他一家經歷紅色高棉統治後在難民營為澳洲政府收容，定居於悉尼，是潮州同鄉會秘書長。我到悉尼與他們相會。一直到他們年老過世，岳平叔夫婦很識大體，從不問我和父母關係之事。
我要拜見林盛威和邱明兩位老師，感謝他們教導之恩。林老師極力鼓勵我寫作向報社投稿，多年前我給林老師寄送拙著《紅色漩渦》，他一如以往給我鼓勵：「你出於藍而勝於藍。」邱明老師在班裡讓我朗讀自寫的作文，使我在自卑之時挽回一些自尊。學年大考近了，他說：「你不用考語文課，我給你最高的五分。」
我要當盡責的教師，傳承中華傳統文化，教授當地國人文史地，不再借教書之名宣傳意識形態，害人害己；我還要當出色的記者、作家，寫作出書，不懈地告訴人們歷史真相。今年，我成為「世界華人作家交流協會」第一百三十四位永久會員。我先後出版了四本書：《紅色漩渦》──得到聯合國圖書館收藏、榮獲賓州中美文化交流協會頒發「費城華文創作獎」；《三十年美國路》──榮獲「首屆世界華文報告文學」「華夏之筆」獎；《紅色漩渦》英文版──(柬埔寨國際機場、國際外文書局、亞馬遜有售)；《從中國、柬埔寨到美國》──「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推薦下送交「僑聯文教基金會」等待新年度「華文著述獎文藝創作」評比。
我會有幸福美滿的家庭，我的子女個個都是善良好心又聰明能幹。果然，我的大女兒現在是全美第二大的「美銀」超級副總裁；二女兒是藥材店未來接班人，主理全美網上中藥郵購。她一家與同為白人社區關係十分密切，有事互助，她家的游泳池供區內兒童使用，鄰居常常幫她清潔泳池，有食物共享；三女兒是費城醫科大學副教授；兒子受聘為佛州保險公司福利顧問。四個兒女各有自己的豪宅，七個小孫子受良好教育。
我要用我的中醫知識服務於病人和社會。今天，我在美國經營藥材店、當坐堂中醫已超過二十四年：中醫方脈、針灸、多國多地天然成藥(網上郵購請打開網頁wwwchinesnaturalherbs.com)各類中成藥琳琅滿目。
少年去國，茫茫不知前路去向、生死前途，活著至今，便一清二楚：原來如此曲折坎坷、危難多艱 ，數十年說不盡的恩怨情仇，道不完的道義驚喜。
(2021年9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