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26日 星期日

絕境求生(余良)

2006年8月,作者(左一)從美國回到二十七年前生活過的「出水村」。前面是地標「出水井」。
紅色高棉統治時期,從城市被驅趕到農村、偏遠地區的華僑面臨哪些困境?除了可想而知的物質缺乏,衣食言行被限制之外,主要是:
一、歧視。紅色高棉視資產階級為潛在階級敵人,絕大多數城市華僑又是做生意的「資產階級」,必要強力改造。許多華僑不精於高棉語,不善務農,生活習俗與高棉農民相差甚遠,紅色高棉認為農民要當家作主,因此在日常勞動生活中對華僑十分歧視、苛刻:禁止說華語、加強監視華僑、對華僑的病痛、飢餓、過勞、無助、親人分散等等幸災樂禍;在大會場狠批舊社會時期國家經濟被外國人(暗指華僑)控制,農民世世代代被他們殘酷剝削;
二、生病。華僑若生病,紅色高棉會認為是假病從而逃避勞動。紅色高棉有個奇怪的邏輯:人生病就沒胃口,不能進食。因此如果華僑中有人生病請假但仍到食堂進食,便被懷疑是假病而遭強迫勞動;如果真的病倒,就送到所謂醫院的和尚寺廟接受「治療」,其「醫生」會給幾顆土製草藥藥片,幸運的會得到少量西藥。寺廟沒病床,病人成排躺在地板上,或許有草席。「醫生」不懂衛生,環境肮髒空氣差,蒼蠅、蚊子、木虱遍佈。就算病愈了,大多又患上皮膚病;
三、過勞。紅色高棉組織勞動力以年齡分配:七歲至十六歲從事牧牛、收集牛糞等;女童負責看護幼兒,十七歲到未婚男女為生產突擊隊,生活軍事化,負責最繁重、緊急、隨時調派的生產任務如挖溝渠、砍樹、興水利、開闢新田等,已婚男女到五十歲以下做鄉村的基本農活如耕種、插秧、收割等等,五十歲以上從事較輕的工作如編竹籃、畚箕、修農具等。對於城市華僑來說,烈日下、長年累月帶飢超體力勞動都是難熬的;
四、飢餓。柬埔寨本是魚米之鄉,過去年年出口大米,種田基本靠天,近百年來大多風調雨順,極少天災,農民每年還有四、五個月的農閑時間,或悠閑在家或河湖捕撈,為何「解放」後全國人民務農反而年年挨餓、餓殍遍野?原因其一是面子工程的「大區田」運動延誤農耕時節;其二是大量米糧被出口到中國以換取民生日用品如布匹、牙刷牙膏、打火機、針線、文具……雖然中國也有無償援助如自行車、中成藥、钁頭、鋤頭等農具;其三是人民生活如行屍走肉,看不到前途,幾乎人人都消極怠工,連「當家作主」的當地農民後來也死氣沉沉、無精打采、垂頭喪氣、愁眉苦臉。紅色高棉也有宣傳畫,是工農兵意氣風發、滿面笑容、在紅旗下迎著陽光昂首挺胸健步走。看官,完全不是這回事,那是虛假宣傳!
從一九七六年到七八年,除了偏遠的東北三個人口稀少的省份和紅色高棉領導高層或軍隊之外,全國陷入慘絕人寰大飢荒。
我是於一九七零年政變後來到農村的,在「抗美戰爭」的五年時間有個經受考驗的「適應期」,又正當年輕力壯,五年後的紅色高棉全面執政三年八個月,我基本沒遭到歧視也無畏歧視,身體很健壯,耐勞、沒病痛。但對於正在生長發育的青春年代,飢餓也折磨著我,我不得不像許多人那樣用盡辦法和「手段」、「各顯神通」去尋覓食物,絕境求生:
一、湖中撈螺。有大半年時間,我被派到菜園勞動。菜園大多是老年華僑,紅色高棉幹部增派三位年輕力壯協助做重活如挑水等。我們被要求為小區提供數百人的日常蔬菜。大多時候,幹部並不在現場管理,我們相對自由。每天空腹勞動,上午十點和下午五點吃兩頓幾乎全是米湯水的稀粥。那時,我每天清晨第一個起身,悄悄到近處的小湖撈螺。這種「湖螺」很大,高棉語叫「克容」或「克扔」,沒有視覺、聽覺,有觸覺。數百個湖螺經過一夜沉底「酣睡」,天亮時紛紛浮上水面吸收空氣等待陽光。我只穿短褲,游過去很輕鬆就撈上五、六個。細水長流一次不撈多(多吃也會腹瀉)。所有湖螺基本由我一人長期「獨享」,(湖底湖邊還無數未長大的中、小螺)因為整個菜園二十個人沒人會游水,在水邊撈又怕水蛭。五、六個大湖螺基本夠一頓早餐,水煮開了放進去煮熟就可吃,天然湖鮮好味道。被人看到沒關係,華僑都是同根生,不會打小報告。不好意思,我從不分給別人吃──這種事不能太張揚,肚子太餓人也自私,誰叫他們年輕時不去學游泳?飢餓還怕水蛭?
二、野薯野筍。村外到處有野薯,大塊頭多有毒,信奉伊斯蘭教的占族人直接煎來吃,當場或隔天就死了。我們華僑先將其去皮,再切絲,泡在水裡三天三夜,期間不斷換水清洗成為無味的渣滓樣再煎來吃。一種叫「水薯」,小長枝,土褐色,沒毒,長在灌木叢或荊棘中。挖的人多水薯越來越少,膽大的妻子鑽進密林,在古塜荒墳四周發現大量水薯,足夠吃上個月。許多人知道也因怕鬼怕蛇不敢進入。雨季日子,正是「雨後春筍」,有竹林處就必然長了密密麻麻的筍尖。附近都是野竹林,只要不怕剌,人鑽進竹林就能用大刀挖出破土的鮮筍,味道鮮美、營養豐富。紅色高棉嚴禁偷盜食物、釣魚、私人種植,但沒禁止挖野薯野筍,因此婦女們利用工餘時間分頭去挖。
三、盜竊。人們心照不宣在派去挖番薯、木薯時把番薯木薯偷偷埋在地裡,趁黑夜或天未亮重回工地偷挖,或尋找薯根、斷節。我們回來時順手牽羊在路過果園時折下未成熟香蕉、果子。有一次,我過於勞累向幹部謊稱生病請假三天。因從沒請過病假又裝得像所以獲准。大半天躺在高腳屋上,忽然心血來潮到屋後林中漫步觀察,竟然發現周圍是個釋迦園。原來村裡高棉人舉家被派到新田區落戶種田,園林沒人管理,村中無人,釋迦正是將熟已熟時節,我於是放膽摘下,用大水布包裹帶回屋裡盡情享用,也不用到食堂進食,正符合紅高棉「有病就沒胃口」的邏輯以證真病。夫妻倆把幾十個釋迦藏在土缶裡,每天就揀熟的吃,足足吃了近月。釋迦糖分多,營養高,食之很快恢復體力、臉色紅潤。
四、野味。在農村,每逢雨後就有癩蛤蟆、青蛙、蛇等出來活動。青蛙身小腿長,擅長跳躍很難捕捉,癩蛤蟆腹大足短跳躍慢易捕捉。有一次,鄰屋的陳梅雨後捉到兩隻大蛤蟆,送給我們一隻。妻子將其開膛去除頭部、內臟和肚皮後,入鍋煮熟,加鹽,正是珍饈美味,饕餮大餐,正要送進口中,忽聞陳梅家裡傳來救命之聲,原來其兩歲兒子吃了蛤蟆肉中毒昏迷,雙眼緊閉,其夫也在半昏迷狀態,細問之下得知他們連蛤蟆內臟也吃了。妻子叫我趕緊把煮熟的蛤蟆湯肉倒掉。我回到屋裡,望著香噴噴的蛤蟆肉湯,怕死?怕餓?一番心裡掙扎後整鍋端上來,一口氣吃光,幸好沒事。凌晨,陳梅的小兒子死了,丈夫醒過來。
五、釣魚。我們的鄉村距湄公河約四公里,水漲時,河水通過大溝流入湖中。周圍有四個湖泊,大小溝渠無數,魚類繁多,魚產豐富。可惜紅色高棉政權只要全力種田,嚴禁捕撈。其幹部在各種會議上說:「之所以米糧不足,是因為你們私心太重,沒有齊心合力為黨、為國、為革命事業忠誠奉獻。只有禁絕一切私心,所有人堅強奮鬥,就有充足米糧。」因此,全小區四個村,只分配不到十個人負責捕魚。除了幼兒、臨產婦、一個月內的哺乳婦、病人、「醫護」、自衛隊員之外,所有人都要從事農業生產。
小區於一九七五年成立公共食堂,七六年開始每戶只允許保留一個鍋子作為煎開水飲用,多餘鍋鼎、盤碗、叉匙、調味料全部上繳。禁止釣魚捕撈、私人種植,登記各户雞隻、雞蛋數量……人民只好為公種田,也無法逃亡。每天眼巴巴看著大小水溝、湖泊魚產日益豐富,卻只吃兩餐清水稀粥配野菜或少量蔬菜、極為稀罕的魚肉。
我在成立食堂之前,已學會釣魚,也藏了釣具,因此無時無刻要尋找機會去釣魚。距我居住的小村不到兩公里、那個我曾經撈螺的小湖,從早到晚大小魚兒跳躍不停,清晨和傍晚更是「熱鬧」非凡。但我必須經過一條陰森森、兩旁是密林的土路,沿路蛇蟲、大螞蟻、瘧蚊密佈,傳說有人曾聽到狼嚎聲,有些路段是多個活埋至少一百個「階級敵人」的坑洞,這已是公開秘密,人稱「一百死人路」。這土路大白天也沒人敢走。再說,小湖四周的高地,是湄公河岸各鄉村華僑的風水墓場,新墳舊墓上百。然而,最恐怖也就最安全,白天無人,何況半夜?我每週大概有一次在半夜一、兩點悄悄出發,在這土路上赤腳(早已沒有鞋子)奔跑,一可避免大螞蟻和瘧蚊,二能趕時間。放了幾根釣鉤,轉眼已有收獲,把幾條魚用大水布包起來奔回「一百死人路」,摸黑進入屋裡,為我提心吊膽的妻子才放下心。我們趁黑殺魚煎魚,叫醒女嬰阿慧起來餵食魚肉。我們也練就特殊本領,整個過程幾乎沒聲音。
在長期的勞動生活中,我發現村外一處近遠離田園和工地的曠野有一水溝,中午烈日,無處遮陽,從無人跡,正是捕撈好去處。水溝旁有人丟棄多個老舊的捕捉黃鱔竹筒。這種竹筒長近兩米,中空,上頭開口處用長木栓插個漏斗形竹片蓋子,長木栓一頭埋進水下泥土,三分之一竹筒露出水面。滑溜溜、專吃腐爛動物屍體的黃鱔一進入就出不來。人們用死蚯蚓、死螃蟹或死青蛙放進竹筒里,黃鱔聞到臭味、吃完腐物就困在竹筒裡出不来。但每個竹筒最多只捉到一條,因黃鱔吃完臭物,竹筒再也發不出臭味。我把蚯蚓用破布包起,綁住後丟進竹筒。黃鱔聞到吃不到,經過一個晚上,隔天中午提上來的竹筒沉甸甸,擠得滿滿大小黃鱔,被我倒在熱土地上再逐條捉起來用水布包起,把事先準備好的死蚯蚓布袋丟進竹筒放回原處等待明天大收獲,再走無人的偏僻路回家。那時正是中午一個半小時休息時間,全體村民本來就飢餓不想動,難得躲在屋裡午睡。
地方幹部、各隊隊長也要與民同勞動共吃苦,他們絕不會放棄休息時間去逐家明查暗察,更不信有人膽大包天。
但有一次,有幹部路過我的高腳屋,發現地上有類似動物肚腸的丟棄物,便問陳振華是何故?振華是近鄉華僑青年,精通農活,一口流利高棉語,老實聽話,頗得幹部信任。振華為我解危:「聽說他昨晚抓到一條蛇,應該是殺蛇吃。」從此,我偷釣魚的事在華僑小圈子傳開來,有人好心勸我別再冒險。我暫時有所收斂。因妻子要為女嬰哺乳需要營養,所以釣魚捉黃鱔之事後來還是「駕輕就熟」去進行。
振華後來移民加拿大蒙多利爾,我曾登門造訪就此事向他道謝。
六、偷懶。偷盜竊取、夜半釣魚、烈日捕撈,不能每天進行,而飢餓是每天都發生,偷懶以減輕體力消耗也是辦法。
在紅色高棉最後一年,我從瘧疾區、條件最差的新田區被派到老村子負責廚房的柴薪和挑水工作。原來,老村民的舊組長因不善炊事,且被懷疑偷竊食物被調換。在長期勞動中,村委夫婦發現妻子工作勤快、待人誠實、性格穩重,便提拔她當任組長(見拙作《最佳情緣》)。村委以為,丈夫協助妻子的廚房工作萬無一失。
與我同時負責挑水砍柴的還有金邊移民紹宗兄。紹宗死了妻子,因老母和小女之故留在老村。老村裡原來的高棉男性被派到新田區開發,留下婦孺、幾個牧童和部分華僑婦孺,從事原有田地種植和種雜糧。
村委交給我們鋸子、大刀和斧頭各一把,一對水桶,每天由牧童在放牧時間之外定時把牛車交給我們,我们便趕著牛車到林中砍伐、運載樹枝、樹幹到廚房作柴火之用。
原來這工作十分輕鬆,樹林裡原就有許多枯枝、木頭,搬上牛車趕回廚房再去挑水。水井就在廚房處,三個大水缸不到十幾分鐘就挑滿了,晚餐前再挑一次水就算出色完成任務。如此大半天竟然無事可做。於是我們相約坐在林中閑聊消磨時間,等人們放工回來聚集在廚房准備進食時才趕來,在村委夫婦和眾目睽睽之下手腳勤快挑井水,如此「勤勞」有目共睹。我們博得眾人好感,村委也滿意。他經常問正副組長:「兩人幹得怎樣?」得到答覆是:「兩人工作很勤奮,廚房從不缺水缺柴。」
十來天後,我們發覺每天村委夫婦帶領全體社員到工地勞動期間,除了廚房員工,村裡根本無人,在林中閑聊不如躲到屋裡睡大覺,時間到了才趕到廚房挑水。果然每次都得心應手,從沒被人發現。萬一被人發現,我們也有「良策」:事先用破布包扎一隻手指,就說方才砍柴時不小心傷到手指,雖然疼痛難忍,但略作休息,便可恢復積極勞動。如此說不定還得到讚揚呢!
林中的柴木漸漸少了,紹宗來了主意,不用辛苦進入樹林,村裡幾乎每家的屋後地面都放置一到兩根大而長、紫紅色、十分堅硬的木頭,將其鋸短砍成小段搬上牛車更省事。如此多的長木頭半年也用不完。
在舊社會,紹宗從事活殺雞買賣,每天為金邊柬蘇友好醫院廚房提供數十隻大雞。他說,每天清晨,他和工人把雞殺了,清洗後用大針筒向雞腔內注入水,略為封口,增加重量,送到醫院廚房過秤收錢,再給大廚師一點回扣。
如今紹宗繼續他的看家本領,盜用老村民的寶貴木頭。我很猶豫,被主人發現怎辦?紹宗說,笑話,村民回來也是晚上偷著來,又匆忙趕回去,怎會發現呢?
這些紅樹木太堅硬,很難鋸,但確實比打牛車到樹林中砍樹輕鬆多了。我們就這樣每天都出色完成任務,每天都睡大覺。
看官,原來此等長而紅的木頭竟是村民的無價傳家之寶,防水耐燃,歷數百年也不蛀,是每間高腳屋的中心主柱,他們從十多、二十多公里外的深山密林尋找這種高聳入雲,其生長期數百年,質地堅硬、極其珍貴的紫檀屬紅樹木,辛苦將其又鋸又砍,倒下後,長時間細心、耐心削去外層,留下實心軀幹,(是為高棉語大名鼎鼎的「可辣麼」)再用牛車辛辛苦苦運載回來。期間餐風露宿,不知多少天日,如今卻被我們輕而易舉當作柴火燒。在紅色高棉下台後幾天,老村民紛紛回來了,我們華僑「捷足先登」踏上回鄉之路,後面的人告訴我們,老村民發現傳家之寶被燒,怒火衝天,要追殺我們。
我無法說服紹宗,最多是個從犯。但請村民息怒,「一百死人路」埋的多是華僑,全國數十萬華僑白死,活著的也傾家蕩產,誰來伸冤?若無紅色高棉,我們也不會到貴村去。如今,你們有家可歸,田園依舊,我們繼續逃亡,生死難料。況且你們當中有不少人當初也相信紅色高棉的宣傳,參與欺壓華僑,甚至因小事向紅高棉幹部打小報告,害死多少華僑?真是血淚斑斑啊!
六、撕毛書。且說柬埔寨農村到處都有棕櫚科糖棕樹,糖棕樹長得高而筆直如圓柱,樹幹似椰子樹,但枝梗堅硬、齒形如鋸,葉子和果實長於近樹端高處,生長期約三十年才能結果,其果每天源源不斷流下甜而略帶酸味的汁液,數十年不停止。此是高棉特產,汁液可直接飲用,也可熬成糖,有獨特甘飴甜味。在糧食嚴重缺乏的惡劣環境下,糖棕汁成了珍貴的飲食品。小區分配約二十個原地農民青年每天清晨流動在數百棵糖棕樹採糖汁。有些糖棕樹高達十多米,樹幹綁著長長的遠年老竹,砍下分枝,留下短節當作攀登的梯階。為防止採糖者飲食不足、營養不良、身體虛弱登高時頭暈摔下,紅色高棉幹部給予他們特殊優待:每天兩頓白米飯,豐富魚肉、家禽、雞蛋、糖水等等,因此個個身體強壯如昔。
小區也盛產煙草,每個成年男子都會分到煙絲,但城市移民大多不抽煙,煙絲多分到原地農民。由於沒有煙紙,人們抽煙時就用鮮嫩樹葉代替。年青採糖農放出風聲,可用食物換取煙紙。但當此百物稀缺,哪來煙紙?
沒想到,全小區唯獨我有「煙紙。原來我當初進入紅區,順應「革命潮流」跟著「愛國進步人士」攜帶毛主席著作。人們大多帶上四卷毛選、毛主席語錄或林副主席語錄,我是帶著《毛澤東選集》精裝本。
精裝本採用超薄道林紙,質如煙紙,潔白、光滑、防水性強,屬於高檔紙張。在中國當時貧困落後條件下,消耗很多寶貴自然資源,但為了宣傳毛澤東思想,賣的不貴。精裝本集毛選四冊於一本,便於攜帶。全書千餘張,每張剪成小長方形如煙紙,可達近萬,雖有黑字,仍屬珍貴。我計算面積,小心撕下再剪成煙紙大小,不使浪費,再與一位採糖農談妥,深夜十二點左右,由他帶上食物到我的高腳屋,輕敲門三下為暗號,我當即把二十張毛選「煙紙」遞上。從此,每兩三天一趟,他上門為我送來用香蕉葉包裹不同魚種類的烤魚、白米飯、水煎蛋雞、雞肉、糖、椰子水等等,一手交紙一手交食物,花時不到一分鐘,雙方配合默契,互不說話。如此偷雞摸狗長達半年竟無人知曉。細水長流,我不能每次給他太多,太少又於心不忍。我仔細推算,整本毛選精裝本,可換到食物長達近十年。這種「地下買賣」,沒有行情,對方從不討價還價,彼此守口如瓶以保平安。
以前是冒險半夜摸黑外出,路上跋涉,磨破腳皮,現在是安守家門,坐享其成,不用煎煮,現成現食,鮮味可口,擔心行蹤暴露的不是我,而是他。毛選精裝本,成了我一家三口的活命仙丹。
此事一直沒人知曉。直到一九七九年初,我在逃亡路上,當時小區有陳姓朋友問我為何總是臉色紅潤體格強壯?我如實說出,他恍然大悟之時也嚴厲批評我:「原來你忘了革命!忘了初心!」我說,我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是的,我為了一己之私撕下毛著,若在中國被紅衛兵發現可能沒命。當年印尼、緬甸排華,許多愛國師生為了保護毛澤東著作而勇敢獻身,多位緬甸愛國師生手持毛語錄高喊「毛主席萬歲!」從校舍樓上一躍而下,英勇犧牲。我為了個人吃飽,竟然「膽大妄為」,冒犯最高領袖。但我細心留意,許許多多華僑革命者後來也都為了生命安全,逃亡路上紛紛丟棄毛選,否則被越南軍或韓森林軍捉到同樣生命難保。我還是「物有所值」呢!
十多年前我到巴黎見到那位陳姓朋友,問他是否藏有毛著?學習毛著?他反問我:「還留此書做什麼?」
在我的朋友圈,近千名早年進入紅區的師生、知識分子都是華僑中的愛國精英、毛思想堅強捍衛者,一部分就在我的小區裡。毛主席逝世後,竟無人流淚,不見哀傷。
七、當兩面人。我在老村從事廚房打水砍柴之前,是在新田區勞動,與高棉人生活在一起,沒機會偷盜,不敢偷懶。但我給高棉農民和中、大隊長的印象還算好:老實聽話愛點頭,唯唯諾諾很順從,面無怨色,強作笑臉,幹部、隊長在場多出力,開會發言把革命口號全用上。小區區委、各級領導,還有來自中區的大領導發言時我鼓掌比別人多,時間比別人長。聽訓話全神貫注,表情激動、興奮的樣子。生活中有無形的眼睛時時刻刻在盯著,只有做出支持革命的樣子,有小錯也會被「網開一面」,認為我「總體是好的」「大方向是對的。」毛主席也說過,「蘇聯廣大的黨員、幹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義的統治是不會長久的。」來自金邊的江先生每天都遲到早退,常站著用鋤頭頂著下巴問我「這樣的日子到何時?」陳錦源一家十三口,幾個大人逢人就說在金邊是西醫生,兼任國際紅十字會會員,大屠殺時期全都失蹤了。當時,我每週一次黃昏收工後向中隊長申請回去老村看望妻女,起初,他臉帶不悅:「怎麼?又想到私事了?」後來,他臉色好看多了:「好吧!好小子,明早別遲到哇!」幹部不在場,勞累時,農民除了借口大小便(農村沒廁所)走進樹林躲起來,出來時還坐下抽煙。我不會抽煙吃了虧,便多次借口大便也進入樹林喘氣歇息。被問到:「你吃得少,為何排的多?」我只好說腸胃不適排不出。
我其實是個雙面人。工於心計,明一套,暗一套,陽奉陰違,口是心非;在背後,我與華僑同胞一樣咒罵紅色高棉,渴望其高層內部狗咬狗自相殘殺或越南趕快出兵前來解救 。
我不但不是幹革命的料,紅色高棉也放過我。他們沒想到,幾十年後,我還在不遺餘力寫文章控訴其滔天大罪。看來,他們當年對付我這個來自中國廣東潮州的小伙,還是嫩了點。
(2021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