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歲的孩子沒上學，養父母難以向親友、鄰居交待。一天，養父對我說：「河對岸的鄉下有一間“育才學校”，校長因為當教員的妻子臨盆回貢布市娘家待產，急需一位老師前去頂替，我有意讓你去當臨時教師。」我個性內向自卑，年紀小，又是留級生，不敢當教師，便拒絕了。養父又說：「該校的校長文學程度高，精通古文，你跟著他必會進步。況且已是下學期，只有不到五個月時間。」養母也說：「當教師比當學生進步快，教一年等於學兩年。你呆在家裡也沒用。沒出路，去教書吧！」
那天是星期天黃昏，我帶上簡單行李搭渡船上路了。過河後搭上人力三輪車，半小時後，來到名叫「磅坤廊」的鄉下，在公路右側大土路約兩百米處，見到一間用木板建造的「育才學校」。
校長姓林，大約四十歲。他略問我的情況，說：「我教四到六年級，你教一至三年級。許多學生是讀了多年柬文才來讀中文的，有的學生年紀比你大，有的品德很壞，你初來乍到，我怕你陌生被欺負，故有一建議：明早七時上課前，我讓全校學生聽你講笑話，最好令全校學生哄堂大笑。這樣，氣氛活躍，日後學生們也喜歡你。」
這是個好辦法，我在心中便準備了在中國時聽來的笑話：《你我他》。校長並沒先聽我要講笑話的內容，也沒教我如何教第一課、前任老師（其妻)教到哪一課等等，他只交代我每班各教約二十分鐘，其他時間讓學生溫習和三個年級的班長名字，便把課本和學生名冊交給我。
翌晨七時正，校長用潮州話向全校學生宣佈新來了一位老師。大意是，新老師雖然年紀小，來自中國，能教好書，能講故事。現在請新老師給全校學生講笑話。我壯膽走到大課室，開口就用潮語說：「我講的笑話叫《你我他》。（大意是，七歲的小明讀一年級。他誤會《你我他》的意思，還把‘你我他’讀成你我差……」）果然引起哄堂大笑。有些小學生未必聽懂，但對「你我差」感到好笑，有學生直接叫我「你我差」。
學生們聽完笑話便進入各自課級。面對二十多名對我睜大眼睛、年齡從七、八歲到十五、六歲的一年級學生，我本來也不膽怯，但是課室後面站了七、八個青年和成年人對我既好奇、又讚賞的眼光令我渾身不自在，幾乎裹足不前。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是小學畢業後的校友和董事會成員。
當時的課本是新加坡南洋出版社出版。除了《國語》，是《公民》、《算術》和《尺牘》。我從《國語》課文第一課的「上學了，上學了，拿著書包上學校」重新溫習開始。學生們對短小的課文很熟悉，書寫也工整，但年紀大的、已高棉化的孩子卻明顯帶著高棉口音，無法糾正。
約二十分鐘後，我讓他們溫習，就到比鄰的二年級授課，最後才輪到已等了半個多小時的三年級。下午也是如此輪班。三年級只有六人，上課時間最少，對他們來說已不公平，而校長總在上午放學前約十分鐘就走過來說：「好了，讓他們溫習，你去廚房做飯吧！」我看了手錶，吃了一驚，說：「還有十分鐘，還沒下課呢！」校長不高興地說：「我叫你去你就去！」
十分鐘後放學了，校長走進廚房，臉帶不悅，教我牛肉要切得薄，才夠兩人吃，番茄要切得大，等等。他說，你爸說你在家裡會做飯，但我看你是「有限公司」，「你其實對很多事都不懂，連早吃午飯早午睡的道理也不懂。」吃過飯，校長丟下飯碗迫不及待躲進房間午睡去了。
以後每天的上午課都是如此，校長為了午睡剝奪了三年級學生的上課時間。三年級四堂課的時間加起來不到一小時。他們的成績很差，讀書無精打采、個個愁眉苦臉，其他兩個班級情況好些，但也是溫習的時間比上課時間長。
這是一個貧窮的鄉下。校長的薪金靠校董會交來的學費和捐獻，沒給學校提供廚師，為了節省開支，吝嗇的校長不肯花錢聘請教師。僑胞是來自潮汕地區的農民，文盲或半文盲。有兩位一年級家長分別給兒子取名「德國」和「烏面」。連董事長寫家信也要請校長上門代勞。
校舍前方用竹籬笆圍著，學校進門有一乒乓球台。內部用木板隔開為三大部分：前方是一年級和近二十人的二年級，右側再隔開分出一小房間是我的睡房；中間是三到六年級。側面是校長房間。三到六年級的學生上課時可互相觀望。後面是浴室、廚房、通向籃球場和廁所的走道。全校共有八十三名學生。
除了教書，我每天要做伙食、挑水、劈柴等雜務，清晨要到市集買肉買菜也是一份苦差：路兩旁的華、柬人小攤販對我議論紛紛、評頭品足：「這小孩是當老師的？」「才十五、六歲吧？」「我們該叫他‘阿弟’還是‘老師’？」「阿弟，來買我的菜吧！不貴的。」「老師，這魚新鮮……」「這小孩不會買菜，這麼新鮮的菜也不要，轉來轉去買不到東西，真可憐。」
我每週的工資是十五元。校長說：「你是來學習的，不是來教書的。」這點錢，大概只夠吃三碗麵條吧。我受委屈，心不滿，但無可奈何。更令我討厭的是：每當我洗衣服，校長就從房間裡拿出舊衣服丟進我的水桶，說：「順便也把我的衣服洗洗。要洗乾淨哇！」我竟是他的佣人。
我從沒看到校長備課。每天晚上，他到操場彈他的小琴「十八的姑娘一朵花」。
學生基本分兩部分：年紀較大、自小生活在農村、讀過幾年柬文、快被柬化的第二、三代華僑子弟。他們純樸老實，男生會主動幫我劈柴、挑水、出主意，開口必稱「老師」，他們常在下課時擠到我的房間要求我給他們高分數；年紀較小、生活在華人圈子、能說潮語、父母多經營小生意，大多較調皮、好玩，有些對我不服氣、盯眼、背後罵我，不情願稱我為「老師」，而是「你我差」。有學生瞄著我上廁所時在外面向我丟石頭。天氣炎熱，我中午到用簡陋的矮木板釘的浴室洗澡，幾位較早來校的六年級女學生用兩根手指遮住眼睛再慢慢分開作偷窺狀，說：「小心哇，被我們看到了。」也有年紀大的六年級男生用柬語對其他同學說：「他太小，不會玩(女人)。」
我每週要教兩堂體育課，每次就帶領三個班級四十多位學生到操場做體操。一位高棉老師教柬文課。四年級以上才有音樂課，由校長教唱歌。
有一天，我從校舍頂層塵封的小格間翻到多本被遺棄的《教師月刊》。月刊介紹許多寶貴的教學經驗，我從中得到如何對付頑皮學生、如何提高學生成績等知識。我學會用拼字遊戲、猜字遊戲等等來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以及教體育課的新內容。我帶學生到操場玩「老鷹捉小雞」等遊戲。《教書月刊》給我的幫助很大，我和學生都在進步中。
有一天，校長向我大吵，說學生家長向董事會反映我從沒給學生佈置家庭作業，孩子們晚上無所事事。我也有些懊悔。但心想，學生每天在班裡溫習的時間多於上課，作業都在溫習時間裡完成了，而校長從來對我的教學不聞不問，他難道沒責任嗎？我還是個十六歲的孩子。
我在這裡找到童年的快樂：我和學生們玩在一起、打乒乓球，情況改善，大多數學生對我很尊敬，很聽話。有些學生放學後留下來幫我做「家務」，幾乎每天都有學生家長給我送來食物：粽子、糕餅、糯米飯、甜糕等，我心存感激。我必須認真教好書，讓既是學生又是朋友的每個孩子學業進步。
大概是校長為了緩和董事會的不滿吧，兩個月後，校長請來了他的妻舅、一位年約二十、名叫張揚當教師。校長經常和張老師評論報章上的文章，糾正文章標題，談到中國歷史典故更是頭頭是道。與苛刻、從無笑臉的校長不同，張揚像個可親的兄長，我在教學上有疑問、生活上有難題總要請教他，他也很樂意幫我。我希望校長安排他教三、四年級，這樣，我們三個人分教兩個班級也合理，三年級在張老師的教育下會進步起來。但事與願違，校長讓他教四、五年級，他自己減少一班只教六年級。來了新老師，我的生活並沒不同：仍然教三個班級，每天清晨提著竹籃到市場買菜、教書時受外來大人們的聽課監察，上午課提早十分鐘到廚房煮飯、幫校長洗衣服等。我在學生中得到快樂，與校長的相處卻很郁悶。
轉眼間，學年快結束。一天晚上，校長突然來到我的房間，拿來一堆六年級學生作文，說，你爸說你很會寫信，這些作業的題目是「給爸爸媽媽的信」，你就替我修改。這是他的工作，怎麼交給我辦？我自己也要備課呢！他說，這是最好的學習機會，你為什麼不要？修改學生作文會提高你的文學水平啊！我無奈，接過來略看一下，內容大同小異，簡單粗糙，幾無意義，覺得很難修改，又再次推卻。張老師說：「校長叫你修改你就修改吧！你不是喜歡寫文章嗎？這能提高你的寫作水平啊！」我極不情願，真無奈。
六年級的每篇「寫家信」作文大概一兩百字，內容幾乎千篇一律，很空洞。原來，所謂「精通古文」、「學問高深」的校長對教學敷衍塞責，拿神聖的教職混飯吃。這些作文是六年級作為畢業、可向各自家長作交待的「寫家書」。我很擔心，我修改他們的作文同樣誤了他們的學業。
按慣例，學年結束前一個月，如果校董會有意繼續聘請校長，便會給他送來新年度聘請書，否則是要他「另謀高就」，自尋出路。
日子一天天過去，聘請書沒有送來，校長的心情也從焦急到火爆，動輒打罵學生，學校每天籠罩緊張氣氛。校長原來每個月從五、六年級學生中選出兩位品學兼優的代表當糾察，負責維持秩序、敲打上下課鐘聲、安排學生排隊放學等。一天上午下課時，學生們在校內玩耍，一位六年級糾察員把一顆掉在地板上的鐵釘扔到校舍頂上的鉛板上，傳來響聲，校長二話不說就揚起籐鞭向他全身上下鞭打，一面大聲呵責他故意破壞公物、製造危險。該學生痛得在地上翻滾、求饒，校長仍不停手。全校學生嚇得停止活動，圍看而不敢出聲。校長盡情鞭打後，該學生棄學回家，下午也沒來上課。學生議論紛紛，都同情這學生。我也認為他是無辜的，校長無權使用暴力。他的家就在學校隔鄰。吃過午飯，我乘校長午睡時去看望他。他向我訴冤：他是怕沒穿鞋或穿拖鞋的同學踏到鐵釘而將其扔到校舍頂上，正是避免危險、更非破壞公物。我說：「校長鞭打你是錯的，你是受委屈的。」校長也精靈，下午上課前，他問我：「你好像故意與我作對。我打他是教育他，你卻去看望他。你這是什麼意思？！什麼意思？！」我沒答話、不後悔。
下午放學後，校董會代表與該學生家長聯袂到學校責問校長。校長辯稱「體罰是為了教育學生，是為了學生的前途。我沒錯，你們不配合、反而來怪我？」雙方爭辯後不歡而散。
依慣例，學校在學年結束前要請一位攝影師為全校師生拍照留念：有全校師生合照、各班學生與老師合照、校長、老師與畢業學生合照、學生自行找老師或校長合照等等。
我拒絕與校長合照，以此表示對他的不滿、無聲抗議。校長有些尷尬。張揚老師打圓場說，不與校長合照說不過去，以後各走各路，還是合照一張、作個紀念吧！好吧！照就照吧，相片衝洗出來後我也不買，那還不一樣嗎？大多數學生避開校長或不情願與校長合照。除了一至三年級，其他班級有許多學生爭著與我合照──他們當我是朋友。
學年結束了，我們三人都準備第二天回家。臨行前的晚上，校長把一大堆印刷文件和其他紙張搬到地上，要我和他們一起放火燒掉。我一看，都是各級學生名冊、歷年成績表、學生家長檔案等寶貴資料。我問校長，這是公物，理該保護，為何要燒掉？校長生氣地說：「你還要給新校長方便啊？你就是小孩子，說你笨，你就是笨！」
我回家了。養父聽說校長不受歡迎、飽受批評，以為我不會教書連累了校長。董事長的大兒子是養父過去的學生。養父特地前來向他了解詳情。他回來後向養母說：起初，董事會不滿校長請來一個小孩來教書，後來聽說小孩的父親曾是董事長兒子的校長，只好將就。他們每天派人前去聽課，發現我的口音是正宗潮語鄉音，從沒打學生，教學還算認真，學生也喜歡我，事情也就這樣過去。後來家長發現孩子們從沒做家庭作業，又心生不滿。但這是校長的錯。在長期觀察中，校董會發現校長極不負責任、懶惰、壞脾氣、高傲，便決定不再聘請他，新學年要聘請一位據說是「新時代的教育家」當任「育才學校」校長，徹底改變學校面貌，使孩子們接受良好教育，傳承中華文化。
養父說，不可思議，董事會還想挽留我這個少年教師。這是不可能的──新校長有他自己的班子。
結束了不到五個月的教書生涯，心中仍掛念著那些可愛的學生朋友。新學年開學不久，有一天下午，我騎單車來到磅坤廊育才學校大門口，想看望學生，認識新校長。那時正是上課時間，學校裡傳來響亮、激昂的歌聲：「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但是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力量……」「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新時代的教育家來了，我自感慚愧，匆匆離開。
後來，我打聽到新校長姓顏，他和兩位教師教學認真，學校面貌一新，學生進步很快。
一九七零年，柬埔寨爆發戰爭。五年後，紅色高棉上台，暗無天日、生靈塗炭，血淚斑斑。柬共下台後的七九年九月初，我在逃難途中路過磅坤廊鄉，遇到多位當地老華僑，向他們打聽學生的情況。他們異口同聲說：「我們僑胞要找顏校長算賬──在他的鼓動下，全校有一半學生背著父母到農村幹革命，大多數去參加紅色高棉，少數參加越共，至今沒一人回來。孩子失蹤，害死僑胞……」
大概是一九八八年吧！有一天，我從美國到加拿大蒙特利爾旅行，遇到了一位前「育才學校」董事的兒子陳子雲。他說，據他所知，當年參加革命的學生一直沒有回來。
一九九？年，我在費城又遇到當年二年級學生鄭茂盛的哥哥、讀四年級的鄭茂泰。他多次回到柬埔寨老家。他告訴我，磅坤廊鄉居民已是外來高棉人，學校早已在戰火中燒毀，成為一片荒草。
二十多年前，我在香港遇到住宿於同一賓館的那位「新時代的教育家」顏校長(他在紅區改為姓黃，我那時與他談到過去在鄉下教書的事，才知道他就是顏校長)。我把磅坤廊鄉僑胞的話轉告他。他一言不發，面露不屑、厭煩，快速閃身而過，從那時起也不與我來往。
歲月悠悠，短短不到五個月的少年教師經歷永遠在我的腦海中。在人生各個階段，我依然懷念那些純樸的農村學生朋友。我至今仍記得部分學生的名字：除了上述的「德國」和「烏面」，還有漢文、林賽銀、許金玉、利章、黃美全、黃美周、鄭茂盛、周如順、陳惠卿……我驚覺: 當年兩屆校長都辜負了僑胞對兒女「育才」的期望，欺弄了善良的同胞：一位教學敷衍塞責、自私自利混日子，是教學界的寄生蟲；一位把傳播中華文化當作宣傳毛思想、文革、世界革命的政治任務。實是助紂為虐、害人害己。而我這個文化程度低、無教學經驗、沒經培訓的愚昧少年，也不該佔據「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這一神聖的職位。
多少年來，我帶著自責、遺憾的心情直到今天。我想，我要是有條件重回教職，我會做一個稱職的教師，將功補過。我在心中擬定一套獨特的針對不同年級的教學方法，盡最大能力讓孩子們學到真正的中華傳統文化。
現實是不可能的──我在美國從事另一喜愛的中醫。我所能做的，就是把此事寫下來。
(2026年3月11日修改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