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23日 星期六

垃圾工(林新儀)


這個城市的生活垃圾清運及處理方式相當落後。其實,這本是一件很簡單的環衛工作,並不存在什麼「高精尖」的技術難題,只不過,在國人的觀念中,從來就沒有真正重視過如何妥善處理生活的廢棄物,就像我們從來都沒有真正重視過如何妥善處理身體的排泄物一樣。至今,這個城市的公廁少之又少,而且污穢不堪臭味熏天,便是明證。城裡人尚且如此,更不敢提它所轄下的20餘個縣了。


我在這個城市已經生活了三十多年。回想起25年前,我大學剛畢業,進入市政府工作,無處棲身。那個年代,老百姓的住房基本上都是靠所在單位的福利分配,都要論資排輩,排個三年五載的也未必能輪得上。我一個剛參加工作的新人,當然不可能分到住房,結婚後便和妻蝸居在一處借來的簡陋平房裡。那是一個近似於貧民窟的平房區,居住著百餘戶人家,共用兩個公共廁所,東邊一個西邊一個,是那種沒有沖水裝置的土鬧公廁,它的結構很簡單:在地上刨五六個坑,壘四面牆,中間隔開為男女,靠著一個老農民趕著驢糞車隔三差五的過來掏一次……可想而知它有多麼的齷齪!
至今,這樣的公廁,在廣大的縣城和農村,依然很普遍。
我們倆的住所在一排平房的把頭,挨著西邊的公廁。公廁的前面有一大塊露天空地,是讓居民們倒垃圾的。垃圾如何清運呢?每戶出一點錢,從近郊雇一輛農用小拖拉機,後面掛個車斗,隔個十天半月的來拉一趟,拉到郊外倒掉。但他們每次都拉不乾淨,也不肯再跑第二回,於是,天長日久,剩餘的垃圾便形成了一座小山丘,日日夜夜散發出刺鼻的臭味。尤其是在夏天,經惡毒的太陽這麼一暴烤,再來場瓢潑大雨一澆,垃圾山第二天便發酵出死屍腐爛的氣味,熏得人頭暈。那蒼蠅呀,遮天蔽日的,見了人嗡嗡嗡一大片圍上來張嘴就親!吃飯時必須緊閉門窗,還要在飯桌旁準備一個蒼蠅拍,隨吃隨打。否則,你吃的食物就是蒼蠅吃剩的。


我們的孩子就是在那樣穢臭的環境下出生的。謝天謝地,在他上小學二年級時,我們終於住上單位分配給的樓房。雖然只有50多平米,卻是「換了人間」!
上廁所總算可以比較體面比較安逸了。重要的是,告別了那個恐怖的垃圾山,從此免遭蒼蠅無休止的「性騷擾」。至於垃圾,也進步到可將它們往樓梯的垃圾道裡傾倒。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各單位自建的宿舍樓都是這樣設計的:在樓梯的一角隱藏著一條垃圾道,從一樓直通到最頂層,每層都有一個傾倒口,供住戶倒垃圾用。
垃圾道中的垃圾必須及時清運,否則會成為整座樓的污染源。誰來幹?每家每戶一年交一定數額的衛生費,湊起來,雇一垃圾工每日或隔日清理一次。這是這個城市中最下賤的工作,又髒又累又臭,沒人瞧得起。想想看,有什麼人願意成年累月和垃圾打交道呢?只要有口飯吃,誰也不會輕易接手這樣的活兒。所以,幹垃圾工的,多是家裡窮得實在過不下去的人,或是從外地來的走投無路的謀生者。
他們必須自備工具:一把鐵锨和一輛破三輪車,工作時間只能是傍晚天擦黑之後,不然會有礙觀瞻。辛辛苦苦幹一個月下來,也就是三十來塊錢的工資。雖然活兒很髒,但錢是乾淨的,用勞動的汗水掙來的,儘管少了點。
這是一個在社會最底層掙扎生存著的群體。他們卑微得如同螻蟻,弱勢到幾乎被公眾遺忘,所有的社會資源分配都與他們無關,他們的生老病死無人過問也無人關懷。但是,如果你以為他們不過是一些沒有主人也沒有人格、只為果腹而生存的奴隸一般的人的話,那你就錯了。他們偶爾也會抗爭一下,為了自己不公的命運和生存權利,也為自己的尊嚴。
終於有一天,由於我們的無德,被那個卑賤的人憤憤然抗爭了一把,就像被一只小小的工蜂狠狠蜇了一口,工蜂雖然死了,但我們也著實難受了一大陣子。
那天中午,我從外地出差回來,飢腸轆轆的,一邊往家裡走一邊想像著妻為我準備的美味午餐。可我剛走到宿舍樓跟前,就覺得不對勁。空氣中彌散著一股難聞的氣味,三個單元的垃圾道口鐵門皆洞開,污穢之物堆得像座小山,蒼蠅一層一層的,時值盛夏,垃圾腐敗得很快,那一堆堆的西瓜皮已經流出令人噁心的黃水。怎麼搞的!我皺起眉頭捂著鼻子趕緊跑進樓道。滿以為進了樓內就會好些,沒想到樓內的臭味更濃更嗆!我摒住呼吸,飛也似的一口氣躥到五樓家中,砰!關上門,大口大口喘氣。
「回來了?」妻從廚房探出頭一笑。「怎麼那麼臭呀?」我問。「垃圾道整個都給堵死了。堵了一個星期了,能不臭嗎?」妻邊說邊端上一盤蒜苗炒雞蛋放在茶几上。「那掏垃圾的呢?咱們可是交了衛生費的呀。」「人家撂挑子啦。」「不幹了?」「嗯。」「為啥?」「他說他只拉生活垃圾,不拉建築垃圾。」「哪來的建築垃圾?哦──。準是四樓那家搞裝修鬧的吧?」「管誰鬧的。別得罪人。來,吃飯吧。」
我坐下,剛拿起筷子,砰砰砰!外邊有人砸門。「誰呀?」「我!」妻趕緊跑去開門。「喲,是樓長呀。快屋裡坐。」「不坐了。你們那口子回來了嗎?」「回來了。剛進家門。」「待會兒一點半,讓他到樓下幹活兒。帶著鐵锨。」「幹啥活兒?」「弄垃圾唄。」「他挺累的,要不我去……」「不行!這活兒不輕鬆,就得男的幹。走了。」樓長下一層樓砸一層門,挨家挨戶下達命令。我頓時蔫了。一想到樓下那堆勞什子,食慾全沒……
這場從中午一點半開始的垃圾會戰持續了兩個多小時,可把我給累慘了。正是太陽最毒的時候,一開始還戴個大口罩,沒幹十分鐘就汗如雨下,口罩捂著臉如同扣著個蒸鍋,乾脆摘了它,赤膊上陣。垃圾道還真是被那些該死的建築垃圾給堵死的。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將堵塞物從二樓的傾倒口用鐵管捅了下來,原來是一大坨已經硬化了的砂漿水泥,還有滿滿一編織袋的碎木片、刨花、塗料等等。堵塞物摳出來後,壓在上面的垃圾嘩啦啦──全下來了,熏得我們差點栽跟鬥。我思忖著,要是讓我天天幹這樣的活兒,寧可去死。
樓長氣得臉色鐵青,用鐵锨使勁拍打那坨水泥塊,罵罵咧咧道:「×××!這是誰幹的?誰幹的?還有點公德心沒有?!」
他用詞還算溫柔了。應該這麼問:誰幹的?缺不缺德呀?!我心裡恨恨地嘟噥。難怪垃圾工撂挑子不幹了,這事擱誰身上誰也受不了啊。
「還有這、這、這……」樓長用鐵锨指著攤撒一地不堪入目的污穢物和爛西瓜皮,繼續發火,「瞧瞧,瞧瞧。報紙都宣傳了那麼長時間了,垃圾要袋裝化、袋裝化,為什麼還直接倒?我們都是政府公務員,就這麼個素質呀?!……」
所有的人都面露尷尬之色。
「從今天起,把所有倒垃圾的口全給我用鐵絲捆死了。不准再用垃圾道!」樓長餘怒未消,用鐵锨使勁戳了戳地面,「晚上我要挨個檢查。聽見了嗎?」
樓長姓呂,是一位剛退休沒多久的前政府辦老主任,頗有點威望。公務員就這點好,不敢不聽領導的話。
嘟嘟嘟……一輛掛著車鬥的小拖拉機開進來。這些垃圾,足足裝了四車,才算整完。
沒有了垃圾道的日子,的確麻煩多多。但從那以後,我們這一樓的人都學會了不再作賤自己,老老實實用塑料袋盛垃圾,繫好,再拿去扔掉。


生活逐漸好起來。若干年後,我們搬了家,住進單位的集資房。從五十多平米增到一百二十平米,從五樓降到三樓,鳥槍換炮了──這一過程,竟用了將近二十個春秋。
還是那種帶垃圾道的宿舍樓,處理垃圾的方式幾乎沒有什麼長進,只不過把垃圾道稍微加寬了一點,不容易堵塞了。
樓長住在我們樓上,姓羅,是一位退休多年的黨支部書記。一切都正常有序了,我們一家三口在正常有序之中過了幾年舒心的日子。
突然有一天,樓長被診斷出腎衰竭,要回東北老家休養一段時間,便差兒子下來將妻喚了上去。妻回來時手中拿著一塑料袋的賬目和錢,原來是羅書記把垃圾清運的事兒拜托給我們暫管。可這一暫管,就給粘住了。老樓長回來後,每週需做兩次血液透析,看見他那副弱不經風的模樣,我們也不好意思再把這檔子事交還給他了。那就為大伙兒多擔當一點吧,於是,在我們平靜的生活中多了一項小小的差事:按月給垃圾工發工資。
這個垃圾工為我們這座宿舍樓清運垃圾也有四五年了,但我從來沒有注意她。偶爾下班晚了,碰見她在幹活兒,也是匆匆閃過,並無搭話。她很勤快,也很盡責,不但把垃圾清運得很及時,而且還常常把院落打掃干淨。這可不是她份內的事,她默默做著這些,只是覺得舉手之勞順便而已,並非要討誰的好,因為這些年來,她的工資從來沒長過哪怕一塊錢。我們這些公務員的工資幾乎是一年一長甚至是一年兩長,從月薪數百元漲到將近三千元。可這位垃圾工的工資每月只有區區的八十元,從未動過。僅此而言,就很能完美體現「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傳統理念和公平準則。
那個月的最後一天晚上,我們剛吃完飯,正在沏茶,聽見外面有人敲門。我過去,只把門開一小半,見一中年婦女,灰頭土臉,渾身髒兮兮的,站在門外,怯生生道:「羅書記說,讓我從你們這兒領工資。」我早忘了這茬了,「領工資?領啥工資?」「我是收垃圾的……」「是是是」妻在裡屋叫道,「快進來吧。」
我趕緊把門全打開,讓她進來。當她從我身邊走過時,一股難聞的垃圾味兒直嗆我鼻子。我不由得皺起眉頭。這氣味彌散在屋裡,直到她走後依然久久不肯散去,我不得不噴些空氣清新劑以改良一下嗅覺。
她個頭矮矮的,不過四十開外,比我小許多歲,但她憔悴晦暗的面容看上去得有五十以上。妻給她發完工資後很隨和地和她閑扯了幾句。她能感覺到這家人並沒有歧視她,於是,每次領完錢總喜歡多呆會兒,和妻聊些家不長裡不短什麼的。而我是巴不得她趕緊走的,因為她呆的時間越長,屋裡那股難聞的垃圾味兒就越濃,越讓人不舒服。
不過,和她聊的次數多了,便漸漸知曉了她的生存狀況。她是遠郊的一個農民,種著幾畝地;家裡倆老人已年過七旬,其中一個半身不遂,在炕上躺了十好幾年;生了個兒子還是智障,再生,是個女孩,小學沒上完就輟學了,幫忙種地,日子過得挺艱難的。可屋漏偏逢連夜雨,五年前丈夫幫人跑運輸不幸遭遇車禍,歿了。之後,她就接了這個清運垃圾的活兒。
八十塊錢對於我們來說,不過是小菜一碟,我們只需「一杯茶水一盒煙,一張報紙混一天」,就能收入比80元更多。可對於她,這八十塊錢卻很重要,它可以換回一些果腹的食物、一些御寒的衣服或者一些治病的藥品。然而,她掙到這八十塊錢,真的很不輕鬆。農忙時節,她既要打理田裡的莊稼,又要照顧老人和小孩,且都不是健康的人;忙了一天,累得夠嗆,還必須蹬著三輪車前來掏垃圾,從她的村子到我們的宿舍樓,要蹬五十多分鐘的路。幹完活回到家,已是滿天星斗,人困馬乏……


一晃又是一年。春節剛過完,初六的晚上,她來了,先將滿院落厚厚的鞭炮禮花殘屑打掃乾淨,再把垃圾掏利索了。她知道,明天初七就要正式上班了,只想給大家留下一個整潔的環境和一份好心情。然後,就上樓敲我們家的門,領工資。
前些天,妻讓我做一張新的全年垃圾清運費領取表,一月份的工資定為九十元。我打趣道:「給她加十塊壓歲錢呀?」妻說:「十塊壓歲錢?不夠寒磣的。給小孩都不稀罕。去年的衛生費有剩餘,人家辛辛苦苦幹一年了,咱得表示表示。可衛生費又是全樓30多戶交上來的,是公款,加這十塊錢,按說要征得大伙同意。」「你還為這十塊錢挨家挨戶征求意見去了?」「沒有。我吃飽撐的!不過,我跟羅書記說了,他點頭的。」「那就行。」
她連聲道謝,瞅著工資表看了好一陣子,才在一月份的地方一筆一劃簽上名字。然後,小心翼翼地問:「這個,九十塊錢,只是……一月份的吧?」「是呀。」妻說,「一月份不是春節嗎?特地給你加了10塊錢。是那麼點意思吧。」「那……那以後,還是每月……每月80塊錢?」妻從她開始結巴的詢問中已經聽出別的話外音了,便心平氣和地說,「大姐,咱們相處的時間也不短了,都知根知底兒了,不是外人,你心裡有什麼想法就直說吧。別不好意思。」
她沉默片刻,才局促不安地說:「大妹子,你看,我是這個意思,我在這兒收垃圾,也有五年多了,從羅書記到你們,對我都挺好的,我挺感謝的。不過,這一個月八十塊錢,說實在的,都不夠給老人買藥……我們村裡有個人也跟我一樣,給一個單位的宿舍樓收垃圾,去年下半年,他的工資就長了,一個月一百二……我覺得,你們對我那麼好,跟你們提漲錢,有點對不住……」她終於鼓足勇氣把憋在心裡很長時間的話說完了,臉上的表情反倒安詳下來,靜靜的等待一個回答。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妻略加思忖,說:「這樣吧,大姐,這個事兒需要和大伙兒商量一下。下個月好嗎?我努力努力看看,下個月我一定給你個準信兒,行嗎?」
她連說了好幾個「謝謝」,滿懷希望走了。
「看見了嗎?加這十塊錢倒加出事兒來了。真是人心不足啊。」我搖頭嘆息。「你可別這麼說。」妻蹙眉道,「八十塊錢確實也太少了。給你一月八十幹這活兒,你幹嗎?」「不幹。」「還是呀!做人要厚道。」我無言。
接下來,妻開始為給垃圾工漲工資之事展開斡旋。因為工資一漲,每家每戶所要繳納的衛生費也要跟著漲,否則就不夠發工資。此事羅書記已經無能為力了,但他很支持。我測算了一下,剔除幾家不在這兒住而拒交衛生費的「釘子戶」,每一常住戶每年應繳衛生費從30元漲到35元就足夠開支了。妻對這一測算結果甚是滿意,她認為漲得不多,應該都能接受。
可是,當她從吹風游說階段進入實質性操作的時候,阻力迅即出現了。我們的宿舍樓共有3個單元,另外兩個單元的住戶大多已不是原戶主了,他們或是買斷了產權或是長期租房的,做生意者居多,對於漲衛生費基本上沒有異議,何況漲得並不多,沒什麼不合理的地方,這麼點小事,值不得去斤斤計較,於是很快就都把錢交齊了。問題偏偏就出在了我們這個單元上。
我們這個單元比較純淨,十二戶都是常住戶,而且一多半是公務員家庭,都是知根知底的老熟人。然而,公務畢竟是公務員,他們的思維就是與常人不同。一開始他們是三姑六婆的聚在一起竊竊私語,表達不滿,認為妻在獨斷專行,居心叵測;議論多了,阻力便由分散到凝聚,然後大家都不交衛生費了,並推舉出一代表向妻提出要求:請你們寫一個正式的通知說明一下為什麼要漲衛生費,理由和動機,貼在樓下,如實告知,再召開一個全樓住戶會議來討論決定。
妻沉默以對,冷笑置之。但她一時也無對策。眼看就要到月底了,我說,「不行就照他們的要求做,寫一個通知……」妻雙眉一橫,怒道,「不寫!憑什麼?咱又沒做虧心事,怕啥?呆著去!」正在僵持之際,六樓的郭倩串門來了。
郭倩供職於我們這一片社區的居委會,若干年前隨丈夫從山東遷居過來,她現在的工作還是妻幫忙活動給安排的。所以她與妻的關係很好。郭倩顯然是為衛生費而來的,聊了幾句便扯到這一話題上了。郭倩說:「我們居委會現在也管著居民樓的垃圾清運工作吶,實在不行,你就上交給居委會算了,別和他們治氣。」妻眼睛一亮,「對呀!你為啥不早說呢?居委會是怎麼個收費法?」「每戶每年交60元。垃圾工一月開一百到一百二,視工作量大小而定。」「太棒了!你等著,看我怎麼調理他們……」妻舒坦地笑了。
第二天中午,妻買菜回來,正碰上單元口聚集了四五個老娘們在比劃著議論著什麼,一見她便都收了聲,眼裡閃著異樣的光。妻大大方方的朝她們一笑,打了個招呼,就繞開她們往樓裡走。這時,那位「代表」朝她的後背叫道:「大萍呀,那個事兒是怎麼定的?」妻回首問:「啥事?」「就是那個……衛生費的事兒唄。」「哦。那事兒呀,什麼怎麼定的,不定了。」「咋不定了呢?」「我管拉垃圾是因為羅書記病了,讓我幫忙管管,其實我真不想多管閑事,太麻煩。這個月給垃圾工開完工資後我就把它上交給居委會,讓居委會管吧。我省心,大家都省心。」「上交居委會?那……他們收多少衛生費呢?」「不多。一年才60塊錢。」「一戶啊?」「對呀。一戶一年交六十,這是統一的收費標準。真不多。」「代表」頓時瞠目結舌,妻莞爾一笑,不再理她,徑直上樓去。
第二天晚上,「代表」敲開我們家門,一手攥著一疊零錢,一手拿著一瓶不知啥玩意兒,滿臉堆笑,聲音甜甜的、柔柔的:「大萍呀,這是我們老家捎來的野生韭菜花兒,可好吃了,給你拿點兒過來嚐嚐。還有,這是我們這個單元的衛生費,每戶35元,共11戶,就缺你們一戶,你快點點……大伙兒說了,還是讓你繼續管吧,別交居委會了,都誇你心眼兒好,責任心強……」她巧舌如簧,好聽的話一串連一串,把妻足足讚美了半個多小時……


這件事情就算搞掂了。我們盡力了,兌現了給垃圾工的承諾,但我們還是高興不起來。那位收垃圾的農婦雖然每月多掙了十元錢,可她的境遇並不會因此而改善多少。我們的社會公平嗎?公正嗎?說不清啊。人分三六九等,這是不爭的事實,問題是我們的內心是否自視高貴?是否將那些身處底層的、治於人的勞力者視為卑賤?「人人生而平等」,畢竟只是一個從未實現過的偉大理想。
三八婦女節那天傍晚,我和妻一起回岳父家聚餐。她弟弟特地買了幾枝紅玫瑰,一枝送給他媳婦,一枝送給他老娘,一枝`送給他姐姐,並祝她們節日快樂。妻的心情很好,還喝了兩杯紅酒,臉上泛起了紅暈,像紅玫瑰般好看。
我們返回家時,天已經很晚,完全黑了。當走到宿舍樓前的馬路口,我看見在遠遠的路燈下,一輛裝滿垃圾的三輪車在緩慢地前行。三輪車的四個車幫都插上一塊一米多高的木板,從而增加了三倍的容積。一個矮小的女人正在奮力地蹬著,每蹬一圈都要灑下許多汗珠,一摔八瓣──她正是那位為我們服務多年的垃圾工。今天也是她的節日,但肯定不會有人給她送玫瑰花並祝她節日快樂。這種浪漫的情調只屬於城裡人,不屬於她。浪漫的玫瑰花最終還是要扔倒垃圾堆裡,接下來就是她所要做的──幫我們拉走所有的污穢,還給我們一個乾淨的住所。
望著她吃力得有些萎縮的身影漸行漸遠,我霎時感到一陣陣的愧赧,為自己,也為我們這些公務員。想想看,如果沒有他們的默默付出,我們的生活會是怎樣的一塌糊塗、臭味熏天!那時候,誰高貴?誰卑賤?這麼多年了,我們是否學會了感恩?
我們真的應該學會感恩——對所有的勞動者。
(2009.0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