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14日 星期日

第255篇:《薰染》

墨子見染絲者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客觀環境具有很大的影響,雖然「人之初,性本善」,也會「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故荀子認為:「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孟母三遷,實乃顧及客觀因素之緣故。

毛澤東在《矛盾論》中對客觀因素有很生動的比喻:「雞蛋因得到適當的溫度而變化為雞子,但溫度不能使石頭變為雞子。」顯然,外來的影響故然重要,但決定性還是本身的主觀因素。

話雖然這麼說,太多的例子令人確信,環境的薰染,可以改變一個人的性格、際遇,甚至命運。將一對雙胞胎嬰兒分別由兩個不同家庭撫養,長大後各奔己程,結局迥然各異。在富裕家庭成長的,接受良好教育,結識顯赫貴族,晉身上流社會,或在商界大展拳腳,或在法律界叱吒風雲,或在醫學界出類拔萃,或在政壇嶄露頭角,前途不可限量。在草根階層熬大的,吃苦挨餓,貧病交加,與惡劣環境搏鬥,往來的朋友每多屠狗輩,隨便找份牛工,庸庸碌碌就度過了一生。

美國八所歷史最悠久的名牌大學,包括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哥倫比亞等著名學府被稱為常青藤大學,正如英國牛津、劍橋一樣,能夠在裏面拿到學位的,非富則貴,想當美國總統,就應該先當哈佛、耶魯的學生,窮家子弟付不起每年十幾萬美金的昂貴學費,有幾人能跨進門檻?

再回到主觀因素,有錢佬若生了個阿斗,考試不及格,讀名牌大學也是枉費心機,他老子捐給大學的經費動輒數以百萬,可謂用心良苦。美國心理學家Lewis W.Terman測定人的智力標準,劃分出智商I.Q(Intelligence Quotient)等級,140分以上為天才,80-90分為遲鈍,50-70分為愚笨,25-50分為低能,25分以下為白痴。香港著名作家倪匡(衛斯理),到美國定居後,深居簡出,幾近歸隱,曾到醫院作個智商測驗,報告出來了,醫生的結論是:「和白痴沒有多大分別。」這位著作等身的大作家,竟被有眼不識泰山的老外當成了白痴,你說有多荒謬?古人常用「大智若愚」來形容君子,事實上,環境的薰染,使智叟和愚公對該不該移山的看法截然不同。

同樣是三國時代,同樣是赤兔馬,際遇前後不同,主人先是狂恣凶殘的董卓,然後是三姓家奴的呂布,隨後是一代梟雄的曹操,最後是忠肝義膽的關羽。同樣是汪精衛,由少年時那種「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的豪情壯志,到後來在武漢高呼「革命的向左轉,不革命的滾開去」,以至在南京靦顏獻媚,少年、中年、老年,前後判若三人,是主觀媚骨天生?是客觀時勢使然?

文革時期有「血統論」,有「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口號,其實是今日「太子黨」的前身。有父輩護蔭,優良血統是滋生高幹的溫床,能上最好的大學,能調配最合適的單位,在這些條件下,一顆顆政壇明日之星耀眼閃爍。再看看美國總統小布什,有老布什先入為主,總統世家,駕輕就熟,誰與爭鋒?印度甘地夫人上有父親尼赫魯總理,下傳小甘地,三代閣揆凡數十年。印尼梅嘉娃蒂,才兩歲就成了總統千金,耳濡目染,今日圓了總統之夢,中規中矩。

能在逆境中堅守立場,以屈原的「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來激勵自己,不為誘惑,決不動搖,說可容易,要做得到,非一朝一夕矣。古人愛讚詠蓮花,「從來不著水,清淨本因心」(李頎),稱之為君子花,就是取其「出於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之高尚品質也。

思想認識在客觀環境中,很快便受影響,若有良師益友薰陶,從好的方面潛移默化,還是積極的、樂觀的。寫詩的朋友,在詩壇步韻唱酬環境中,詩興盈然,靈感奔放,過去一年多來,幾位主將發表的詩作各超過兩百首,這是他們自己意想不到的,一旦離開創作環境,寫詩漸成被動,就有懶得動筆之嘆,最終寫不出一個字來。猶憶在泰國那段日子,每天聲色犬馬,燈紅酒綠,虛度年華,是環境造成,後來結識了一群詩友,每月在海天樓雅集,盟鷗弄墨,才逐漸遠離頹廢生涯。有了切身經歷,力促友人送子女出國,推薦新加坡為留學首選,並兩次前往辦理入學手續,幾年後,友人來信喜告子女學成歸泰,舉止談吐斯文,彬彬有禮,與在曼谷時不可同日而語。

沒有優良環境,靠自學成材,就要付出比平常人多出數倍的努力。詩壇上有一位吟友,學生時代在報館排字,笑稱「黑手黨」,與王雲五頗相似,憑自修研讀國學,十七歲已諳絕律,論詩齡超過四十年,令人肅然起敬。拜讀敖詩豪先生「抹不去的記憶」,想起文革時期「階級烙印」這名詞,不寒而慄,我們這群燙著深深烙印的舊體詩發燒友,成立詩詞研究會,就是為了創造吟風弄月的環境,遠離可怕的批鬥,如此而已。僅以此文,向三百期來一直支持詩壇的吟友、讀者、報社仝人致意,有了雅文化的薰染,相信對下一代的中文傳薪,或多或少起了點推動作用。
(2001.08.03《華僑新報》第5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