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7日 星期日

第402篇:《暢言》

上期雷門兄的專欄從「中山公園」搬遷到國際版,並將「感言」換成「觀與思」,這是個新的挑戰,新的里程碑。雷門兄從《華僑新報》創刊第一期開始寫專欄,足足寫了690多期,超過百萬字,實在不簡單。他寫時評,是以專家學者身份下筆,所以非常精闢中肯,不像本欄的隨筆,想到就寫,東拉西扯,雞毛蒜皮,難登大雅也。回顧十四年來,由軟性的「心靈深處」到感性的「隨想錄」,由硬性的「思路」到理性的「感言」,更昇華至觀察與思考的「觀與思」,寫作的路上再創高峰,可喜可賀!八年老鄰居突然搬遷,的確有些捨不得,忽然又有一種孤單的感覺。

雷門兄將寫時評的要訣公諸同好:「最理想的一篇時評,應該不僅要把事件寫得動聽感人,還得把道理說得清清楚楚,所謂深入淺出、理路清晰、合情合理、並以理服人。」這麼多年的老讀者,我對雷門兄的時評是每篇必讀,有些還反覆細讀,雖然彼此某些觀點不同,或者有些看法迥異,甚至曾經有過一些截然不同的對立,總的來說,還是挺欽佩他的正義感、使命感。好多年前曾經讀過他的評論,對赤柬殺人數字之質疑,引起此間柬華朋友的極大反感,這件事一直耿耿於懷,歷史已經證明,赤柬的滔天大罪,不是西方輿論的誇大;另一件事就是對李鵬當總理期間的成績給予肯定,認為背上「六、四」沉重的歷史包袱,值得同情,有朋友讀後不以為然,來電話質詢。我說這是言論自由,文責自負,寫過的東西,能過得了自己良心,就不怕人家議論矣。

我是有話直說、暢所欲言的急性子,「繁簡」一文僅僅就字論字,談繁說簡,有得罪之處多多包涵。而雷門兄懷疑「全盤西方民主在“儒家文化”地區發展的可能性、適合性、效能性」,這個題目可以寫幾本書,絕非幾千字能探討答案,還是求同存異,更何況「民主」的定義本來就備受爭議,留待專家學者們去傷腦筋吧!我們老鄰居倆,有空見面敘舊,喝酒飲茶,不亦樂乎!

因寫文章締結墨緣,這是件多麼高雅的文壇逸事。還有兩年就是魯迅逝世70週年,曾經與他筆戰過的胡秋原,上星期一(5月24日)剛於台灣去世,享年95歲。卅年代魯迅、瞿秋白、馮雪峰等左翼作家曾撰文大罵胡秋原「自由人」,是因為這位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的教授,曾寫《阿狗文藝論》,發表在《文化評論》創刊號上,認為「文學與藝術,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他還寫了《勿侵略文藝》,主張「純文學」,反對文藝為政治服務,所以才慘被魯迅點名痛斥。

被魯迅罵過的文人不少,胡秋原只是其中一位。無獨有偶,李敖也不放過胡秋原。長壽的胡老先生活了將近一個世紀,見證了文學界的大起大落,送走了同年代的一個又一個文人。今天,再讀胡秋原舊作,「純文學」的理論不見得就應該口誅筆伐;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將文藝為政治服務的緊箍咒牢牢套在中國文人頭上,胡秋原的「自由人」似乎先知先覺也!

寫東西除了道德勇氣,還要有敏銳的觸覺,感人的文筆,才能找到知音。作詩就更應該周延、生動,方能一詠三嘆,有感而發是先決條件,如果為了交差而寫詩,流於形式,無病呻吟,有詩的格律,沒有詩的韻味,大量生產,很難寫出好的作品來。近日讀到溫尼辟鄭石泉詩友一首七律「傷雁癒後放飛」,描寫他搶救傷雁,用雲南白藥替牠療傷的經過,「開籠漫上青天去,長叫低迴欲斷腸」,起承轉合,一氣呵成,十分細膩感人。像這樣的好詩,只需平淡的鋪陳,感性的佈局,已經能薰染讀者。可見「純文學」還必須有深厚的文學功底,蘊藉的形象思維,不必動輒標榜愛國的大招牌,不必堆陳民主、自由、人權等漂亮詞藻,只要是真情流露,就能引起共鳴。

此外,還要有寫作環境和發表的陣地。在言論自由的加拿大,想說什麼就寫什麼,沒有「政治掛帥」的框框,沒有「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教條,沒有「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桎梏,不用擔心會被扣高帽,上綱上線,寫作人真真正正是胡秋原說的「自由人」。想起香港近日三位「名嘴」鄭經翰、黃毓民、李鵬飛相繼「封咪」,才知道言論自由的珍貴。魯迅所處的年代,應該享有不錯的言論自由,至少他能在報章上發表大量抨擊當權者的文章,還照樣能到大學教書。

本文見報時,適逢「六、四」15週年。這話題很多人不願涉及,是「禁區」,重提舊事就意味著揭瘡疤。15年前的6月4日,香港左派報紙《文匯報》社論欄開天窗,只有四個醒目的粗黑字:「痛心疾首」,這份報紙是歷史性文獻,將來研究史料時一定有極珍貴的參考價值。我手頭上還有爭鳴雜誌社出版的《英雄史頁──北京民運悲壯的五十天彩圖集》,明報出版社出版的《悲壯的民運》,文匯報記者採訪組拍攝出版的特輯,還有一本是廣角鏡出版社出版的《北京風波真相》,使用「動亂」、「暴亂」的字眼,與前述幾本之立場完全不同。另一本是多倫多出版的專輯《六四血紅的黎明》,將加拿大華文報紙上的詩文剪輯成書,我的三首新詩和許之遠老師多首舊詩也被收進書中。15年過去了,「六、四」並沒有平反,當年鄧小平85歲,今年他老人家已100歲,這歷史懸案就一直不了了之。我不禁自問,假如「六、四」是發生在毛澤東、周恩來還在世時,會是怎樣的結局呢?同樣,我也在自問,假如不幸發生在今天,胡錦濤、溫家寶這些開明的領袖將如何處理善後呢?或者說,既使趙紫陽當年依然大權在握,他又如何面對聚集於天安門廣場的數十萬民眾呢?以上這幾個反思,或者能讓我給自己找到能原諒當權者的理由吧?

最後,以14年前「六、四」寫的新詩《六月的傷疤》作為本文的結尾,祈願死難者安息!

「揭開六月/就揭開羞恥的傷疤/痛楚的膿血/自坦克履帶輾過的裂口/沿著長安街流下/喝乾長江水止痛吧/用整條黃河碘酒消毒/再以長城紗布包紮/都無法給巨龍止血/潰爛的傷口正在惡化/龍已受傷/龍遭毒打/掙脫綑綁的代價/必須剝落片片鱗甲/龍在神州淌血/翻江倒海/再次/捲起美麗浪花/給黎明送來朝霞/然後便將是風雨交加/浴一身瀟灑/把崑崙踩扁於腳下/令戈壁漫天風沙/將天山萬年冰雪溶化/要世界屋脊坍塌/當地殼岩漿爆發/鳳凰涅槃的不朽神話/又隨著劫後/刻意的/雕塑和昇華/變成健忘的明日黃花/點綴歷史的絞刑架/揭開六月/就揭開忘卻的傷疤/記憶的膿血/自統戰膏藥掩蓋下的瘡口/沿著紀念碑流下/」
(2004.06.04《華僑新報》第693期)